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从在地化、去地化到再地化：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转型

人地关系是透视中国城镇化进路的重要视角。论文在历史向度上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转型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逻辑,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3个阶段。在地化阶段,农本立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人们对乡土的经济依附和情感依恋,人地关系的在地化逻辑难以动摇;去地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型推动农民离土出乡,人不离土的价值观束缚发生了结构性松动,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被动失地的农民与主动离地的农民共同主导了人地关系的去地化过程;再地化阶段,制度变革引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乡愁推动城乡文明走向共生,二者助推中国人地关系重塑。对人地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基本逻辑的梳理,可以为适应新时代的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尺度逻辑——基于中国、巴西、南非的案例

农业工业化和“去地化”的生产模式、不透明的流通过程以及膨胀的消费欲望致使饮食系统危机不断,其可持续性成为全球尺度的挑战。当前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面临尺度问题,涉及从全球地方的目标转化,以及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两个方面。首先,全球尺度的可持续目标宏大包容,但是对地方尺度的差异性缺乏关照。其次,部分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实践垄断了经验表达,过于重视社区等微观尺度而忽略了其他尺度的潜在作用,引发“尺度陷阱”。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巴西、南非的饮食系统内部各类参与者的可持续性建构,提出全球和地方可持续饮食系统互动的尺度逻辑：① 从全球到地方的目标转化需要兼顾地方差异。中国、巴西、南非各自生成优先的可持续目标,分别针对食品安全、食物原真性和食物浪费、结构性的食物匮乏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充满张力和博弈,不能等同替代。② 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需要打破西方经验赋予的微观尺度的优越性,转向跨尺度的实践。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实践路径的要义在于发挥饮食系统各类参与者的能动性,调动资源形成有效的跨尺度行动网络。③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尺度本身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每个具体的可持续目标与适切的尺度方法匹配。有必要研究建议挖掘多元、差异的可持续模式,更加有针对性地促进当地乃至全球饮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

20世纪以来,伴随农业的工业化和食物链条的“远距化”,典型食物危机事件不断涌现并沿着食物贸易网络蔓延至全球,引发了学界对饮食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的持久关注。国外地理学界关于饮食系统主要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关系主义等认识。在梳理已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将这三类认识归结为不同情境下、特定形式的“身体-食物”关系,进而构建了以饮食原真、饮食安全、饮食健康为内在线索,以去地化和再地化为外在情境的分析框架,并藉此分析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提炼其可持续逻辑。进一步地,从“身体-食物”与“地方”的关系视角详细阐述了上述三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并归纳了饮食原真与饮食安全、饮食原真与饮食健康以及饮食安全与饮食健康的交叉议题。     

RTK方法在地质剖面测量中的应用

文中介绍了RTK测量方法的优点,以及该技术在地质剖面测量中的作业流程及其应用主要特点。     

国际游客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感知：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视角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