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心城就业中心体系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域内手机用户的工作地和居住地,获取就业者的通勤数据,测度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体系.首先用就业者工作地数据生成就业密度分布图,基于中心城的就业密度识别就业中心.随后,用就业者工作地和居住地数据分别从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两方面测度各中心的能级,分析各中心的腹地和势力范围.研究发现:① 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呈主中心强大的弱多中心体系;② 就业密度越高的中心与其他地区的通勤联系一般也越强,但通勤联系在各中心间的差异更显著;③ 能级越高的中心腹地面积越大,但势力范围不一定越大;④ 相比于能级,职住功能混合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更大;⑤缺少就业中心的地区势力范围呈交替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既往就业中心体系研究因空间单元较大,缺少通勤数据在中心识别,通勤联系测度等方面受到的局限,希望能为构建上海中心城就业多中心体系提供帮助.     

手机信令数据支持城镇体系规划的技术框架

提出了一个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支持城镇体系规划的技术框架,将其应用于城镇体系规划中的空间结构、等级结构、中心城市腹地、区域重要交通设施服务范围分析。首先依据手机信令数据特征,提出了从手机信令数据中计算跨镇出行的出行链,获得城镇联系度的方法。并结合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案例,分别提出了城镇体系中的空间结构、等级结构、中心城市腹地、区域重要交通设施服务范围等分析的技术框架与应用途径。手机信令数据有效弥补了传统静态数据的不足,能作为城镇体系规划的基础数据之一。     

以实践为导向的地理信息系统“逆向”教学模式

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城市规划有着天然的联系,前者是后者进行空间分析、决策支持的重要工具,也是后者日常业务信息化的技术平台。本文作者在城市规划专业的GIS教学中,采用了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①设计了一系列和实践有密切联系的练习;②这些练习主要靠学生课余独立完成;③原理讲课安排在练习之后,内容精炼,适当回顾练习。上述三项措施经多年摸索、改进而形成,在不增加课内总学时的条件下,自主应用的能力逐年增强,知识面也得到扩展。     

应用手机信令数据的建设用地活动强度监测方法

针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的需求,从人的活动出发提出了一种监测建设用地上活动强度、识别低活动强度建设用地的方法及其实现技术途径.以杭州、武汉、西安、南宁4个城市为研究案例,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城市活动强度.首先,从手机信令数据获取全目的出行OD点位置,以到达点位置密度识别出市域内人的活动强度,进而使用TIN/HT方法界定城市活动地域范围.随后,以建设用地上城市活动地域范围面积占比作为监测指标,反映城市活动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匹配性.最后,以街道(乡镇)为空间单元,综合匹配性指标的数值和位序,识别出低活动强度建设用地.杭州、武汉、西安、南宁4个城市的应用案例表明,本方法能有效监测、识别出低活动强度建设用地.其中低活动强度产业园区、低活动强度城市新区必须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中加以关注.本方法使用大数据监测活动强度,基于活动强度评估建设用地,从"人—地关系"角度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通勤距离对职住分离的统计验证

职住分离和通勤距离关系的定量测度,对公共政策、城市规划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长期以来,该领域的计算方法及验证的可靠性、精确性存在多方面的制约,用得最普及的单元平衡法存在单元尺度多大合适、单元边界隔离2个局限性。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以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多角度开展方法探索。先对中心城区划定职住基本平衡范围,用考虑通勤距离的密度估计函数,按工作地估计职工的居住密度,和从业居民的实际密度相比较,使职住分离和通勤距离对应起来,同时缓解单元尺度问题、消解边界隔离问题。继而使用职住分离零壹指数代替传统职住比,用平均通勤距离验证职住分离,获得了很强的线性相关。尽管统计结果有效,依然会有样本偏离线性回归方程,利用置信区间,筛选出异常点,凭经验解释原因,可从定性角度进一步提高分析结果的可信,还可以探测职住失配的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方法,验证了：职大于住的地区,职工通勤距离偏长,居民通勤距离偏短;住大于职的地区,居民通勤距离偏长,职工通勤距离偏短,职住关系越平衡,通勤交通总量越小,越分离,交通总量越大。上述方法以上海为例得到验证,也能适用于其他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一种结合GIS的双重目标多准则决策方法及其应用

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现有结合GIS的多准则决策方法难以适用于存在多个冲突决策目标的问题。该文对已有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一种适用于相互冲突双重目标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该方法应用矢量数据模型,逐个进行单一目标的多准则决策,根据决策结果建立决策平面;根据两个目标间的权重划分决策平面,采用图解算法实现双重目标的决策。与现有的线性整数规划、遗传算法等相比,该方法简单易用,适用于城市规划中具有大量候选项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和土地布局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的鼓浪屿旅游街区关联规则识别与特征分析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游客空间行为并挖掘旅游街区之间的关联特征,可以发现用地与功能之间显性和隐性的关联规则,精准识别旅游区用地空间结构,深入掌握旅游区发展现状,为智慧旅游与土地精细化转型提供支撑。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为例,基于LBS大数据,使用复杂网络构建游客空间行为网络,利用关联规则分析重要节点的关联特征,进而使用用户画像数据,分析基于不同性别、年龄和客源地游客空间行为的街区关联规则。研究发现,“复杂网络+关联规则”算法可以挖掘游客随机行为中的隐藏规律,有效剖析旅游街区之间显性和隐性的关联规则。在游客空间行为轨迹网络中,各街区兼具“中心”与“枢纽”作用。既服务于本地游客又服务于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街区表现出强关联规则。对外地游客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热门景点表现出较高的支持度,具有特色的旅游设施用地表现出较高的提升度。具有同质性的旅游街区之间关联性较强,人口特征差异对旅游街区关联规则影响显著。本研究可为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旅游区用地整合、结构优化和游览线路调整提供决策参考,对于构建智慧旅游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一致性标准的大城市多中心体系规划实施评估——以杭州为例

基于一致性标准的2个方面——物质空间建设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评估杭州核心建成区多中心体系的规划实施结果。研究发现多中心体系的物质空间建设较成功,现状已建成15个城市级中心,具有较显著的主、副、次3个规模等级,成功引导了空间结构由单主中心向两主多副转变。但是规划目标实现不理想,外围新建的公共中心集聚水平偏低,对传统中心地区过度集聚的公共活动的疏解作用有限,也没有成功优化居住和日常公共活动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杭州是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多中心体系建设,但经济活动仍倾向于向传统城市中心集聚;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导致居住外迁的居民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居住和日常公共活动之间的空间关系。     

基于个体移动轨迹的多中心城市引力模型验证

长期以来由于规模变量、距离衰减系数取值缺乏依据,引力模型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容易受到质疑,加之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化使得模型应用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模型验证工作的必要性再次显现。本文使用2015年移动通信用户的个体移动轨迹数据,使用Huff当年的验证方法,通过变量检验、参数校正两个步骤,验证Huff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① 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的吸引力与中心的规模呈正比,与距中心的距离呈反比,符合引力模型规律。② 在上海中心城区空间尺度、200 m网格空间单元下,商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2.5,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3.0,表明居民就业通勤对距离更加敏感,距离衰减比购物出行更加显著。③ 经变量检验、参数校正后的引力模型可用于对商业中心、就业中心优化调整后的势力范围进行预测,预测准确率可分别达到78.5%和71.9%。就业中心势力范围预测准确性略低,这是由于就业中心吸引力衰减除受距离影响外,还受家庭、房价等因素影响,会对预测结果产生扰动。最后,研究还证实了距离衰减系数存在空间分层异质性：距离衰减系数不是唯一值,受道路可达性、至就业（商业）中心距离、至地铁站距离、人口密度影响,不同地区的距离衰减系数存在较显著差异。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上海和杭州的实证研究

依据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想通勤模式构建通勤距离分布的理论模型,将实测结果与理论模型做比较,检验通勤效率。研究以上海和杭州为对象,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确实有助于缩短通勤距离,但随着与就业中心距离增加,就业中心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正效应逐渐减弱;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上海,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比杭州发挥得更好。研究讨论了城市规模、多中心的实施时间、住房市场等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更加成熟、租赁房源比例更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必须有更高效的交通组织,且居民确实经历了更长时间、有更多住房选择来调整职住空间以缩短通勤距离;杭州的城市功能尚处在完善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还未完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