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兼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

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进行公益损害求偿,应得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监督。《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解决了我国各级海洋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索赔程序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表明,不仅"法律规定的机关"具有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权,适格的社会组织亦可作为替补原告提出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建立海洋生态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可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利益。     

论海域的价值

海域的价值已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所谓海域价值,是指海域所具有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属性.整体的海域价值可分解为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多个方面.海域价值的体现与实现是由人来完成的,这一进程取决于人们的认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人类在开发利用海域时.应当尊重海域价值的历史性,根据海域价值形成的历史规律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并注意海域开发利用的"度",使海域的价值既充分又合理地得以体现.     

滨海湿地保护:日本的经验

滨海湿地,在日本,一般被称为"干潟",对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鉴于日本滨海湿地消失速度极快,日本十分重视保护滨海湿地。以《拉姆萨尔公约》为依据,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干潟、浅海域的决议及劝告书。近几年日本国内正热烈讨论制定"湿地保全法"。     

论海洋生态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的主体资格

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也越来越多。但在实践中诸多的赔偿纠纷却因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而使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理和法律救济。文章拟通过对传统“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理论的扩大性解释和对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充分运用,来解决审判实践中,对海洋生态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质疑,保护其当事人合法的环境权益。     

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度变迁研究

贯穿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度建设过程的主题是基于保护的开发以及与开发相协调的保护，但实践中这一主题在保护与开发2个端点之间游移，未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又因体制机制改革而发生制度变迁。新时代海洋自然公园制度、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替代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度，并与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相关制度相互配合，协同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地的分类分区管控。     

滨海湿地保护:韩国的立法及启示

韩国滨海湿地保护立法,经历了由"湿地开发期"至"政策转变期"再到"湿地保护期"3个时期的变迁。在朝野争论与各方利益博弈中日益受到保护的滨海湿地,亦通过韩国不断完善的立法得到保障。从韩国滨海湿地保护立法中寻求有益启示,我国的相关立法应考虑明确滨海湿地的法律定义及地位,确立滨海湿地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完善滨海湿地保护的基本制度,重视滨海湿地管理的地方性。     

论我国滨海湿地认证制度的构建

文章探讨了滨海湿地认证制度的构建内容,初步构建了滨海湿地认证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合滨海湿地的自然属性和开发利用需求对其进行了划分,提出了滨海湿地认证中的评价及许可制度,明确了公众参与作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监督的手段是认证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堡礁海洋公园与澳大利亚海洋保护区建设

为保护大堡礁独特的生态系统,澳大利亚制定多部法案,启动"大堡礁滨海湿地保护项目"。健全的多功能分区保护制度、可操作性较强的环境管理费征收制度和独具特色的船舶管理措施,已成为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中的亮点。2012年6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计划建成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这是进一步加强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的机遇。     

环境时代海商法理念的变革、更新

受到全球高度重视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为海商法提供了观念更新、制度创新的推动力。环境时代的海商法在法律生态化理念的引领下,更新立法指导思想,将生态保护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融入海商海事法律制度中,确保海商法、海事行政执法的各项制度、措施不违背海洋生态环境的原理,容纳和满足海洋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海商法朝着与环境友好、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     

论海域的价值

海域的价值已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所谓海域价值，是指海域所具有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属性。整体的海域价值可分解为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多个方面。海域价值的体现与实现是由人来完成的，这一进程取决于人们的认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人类在开发利用海域时，应当尊重海域价值的历史性，根据海域价值形成的历史规律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并注意海域开发利用的“度”，使海域的价值既充分又合理地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