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藻(Sargassum horneri)在营养限制胁迫后对NH4-N的超补偿吸收研究

以经济马尾藻铜藻(Sargassum horneri)为研究材料,研究了其在营养限制胁迫后对NH_4-N的超补偿吸收情况。实验分营养限制和恢复营养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均设置饥饿处理组、饱和处理组和正常对照组。铜藻在低营养限制胁迫(饥饿)下培养10天后,恢复营养盐培养3天,分别采用次溴酸盐氧化法和锌镉还原法测定培养液中的NH_4-N和NO_3-N的浓度。本文研究发现,饥饿处理组中铜藻吸收氨氮的速率远高于正常对照组和饱和处理组,在恢复培养第一天时,饥饿处理组对NH_4-N的吸收速率最高为14.94μmol/(g·h),与正常对照组及饱和处理组间差异显著。在恢复培养的后两天,三个处理组中铜藻对NH_4-N的吸收速率差异慢慢变小,直至最后几乎相同。三组对NO_3-N没有表现出较高的吸收,最高仅为6.15μmol/(g·h),结果表明:氮源包括NH_4-N和NO_3-N时,铜藻优先选择吸收NH_4-N。实验后称重测定生长速率:对照组、饥饿处理组和饱和组生长率(SGR)分别为8.48%、8.86%、8.01%,ANOVA方差分析表明,三者存在显著差异(P=0.0320.05),从而证实了铜藻也存在超补偿生长的现象。     

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特种玉米品种特性及气候区划

基于玉米本身的特性和用途的不同,将玉米分为高油型玉米、高淀粉型玉米、高赖氨酸型玉米和甜玉米四大类型.根据每种玉米品种对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地形特征等的不同需求,以通辽地区作为内蒙古东部西辽河流域玉米主产区的示范区,提出了特种玉米的区划指标,并利用GIS技术进行适宜种植区域划分.内蒙古通辽地区大部分农区适宜种植特种玉米,最适宜区、适宜区基本上均位于通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     

大田喷打农药的天气预报

介绍大田喷打农药的天气条件及喷打农药的天气预报方法和发布方式.     

对苜蓿草地的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根据内蒙古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状况，对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浑善达克沙地苜蓿草地及其产业化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在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提高苜蓿草地的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措施。     

近40年呼伦贝尔地区气候变暖初探

选取呼伦贝尔市8个代表站1961～2000年资料,用线性拟合等方法,对呼伦贝尔市及其林、牧、农区的年平均温度、季平均温度、年平均最高温度和年平均最低温度、气温日较差、无霜期和积温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全市近40年气候变暖明显,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温度和年平均最低温度均呈升高趋势.(2)年温升高的趋势主要受到冬季气温显著变化的影响.(3)年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变化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趋势,气温日较差变小趋势是以最低温度升高高于最高温度升高为特点的.(4)无霜日数显著增加,无霜期延长,≥10℃积温带有明显北移的特征.     

内蒙古玉米主产区气候条件对产量的影响

选取内蒙古主要农业区赤峰、通辽、呼市、临河为代表站，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上述4个站点多年玉米产量与各生育期气象因子的相互关系，得出降水量、气温、风速是影响玉米产量的主导因子。而影响玉米生长的关键期是玉米的拔节期和乳熟期，同时利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建立了玉米单产与气候因子的综合预报模型，并用近年的资料对模型进行回代检验，拟合率达83％。     

凹凸型发震构造与邢台地震

本文叙述了凹凸型发展构造的提出和基本理论的形成,结合有关地震地质资料,初步分析邢台地震的发震过程。并对凹凸型发震构造理论的应用、危险区的划分等进行了探讨。     

黄河内蒙古段凌汛预测预警系统

系统从黄河凌灾成因机制方面,建立了黄河内蒙古段凌汛资料数据库、封开河日期、流凌开始期、凌险中期预测和短期预警模式,可进行黄河内蒙古段封开河日、流凌日预报和凌险的实时检测,提前一月或一旬作出凌汛危险程度的中期预测或短期预警.同时考虑到水文资料获取比较困难,采用了用气象资料转换代替的方法,以确保该模式能正常运行.     

内蒙古地区近43年来极端降水事件演变特征

利用全区52个站点1961—2004年的降水资料，通过气候统计诊断分析方法，探讨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内蒙古地区各降水要素的区域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降水量总趋势为增加态势，东部区为缓慢减少趋势，但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部和中郜降水呈减少趋势，西部地区呈明显的增加态势。而极端降水要素如暴雨日数、积雪日数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说明越是年降水量减少的地区，极端气候要素出现的几率越高，该地区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越高。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