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中国市域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优化与重构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当前国家战略决策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首先,利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帕累托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首位比重指数刻画了中国城市市域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化;其次,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府干预3个方面系统地揭示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相对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胡焕庸线以东的市域更偏向多中心;中国市域空间结构相对稳定,有微弱的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②市域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受政府干预影响,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弱。具体而言,地表粗糙程度、城市行政等级和政府支出占比会推动区域空间结构朝单中心方向发展;而土地面积、县/县级市内国家级开发区个数、市域内政府间竞争以及人均公路里程则使得空间结构朝均衡的多中心方向演进。     

创业者区位选择的家乡偏好及其驱动机制

作为家乡认同感浓厚且出现大规模流动人口的转型中国家,中国的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究竟偏好家乡还是异地亟待回答,这关乎地方创业政策的方向性布局。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是否存在家乡偏好,并探究了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的确存在家乡偏好,且这种偏好在生存型和机会型的创业者中均普遍存在;在剔除可能造成家乡偏好高估的样本后,上述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创业者偏好在家乡创业是为了借助熟悉的社会网络拓展营销渠道并照顾子女和父母。上述发现为制定创业人才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绩效——基于中国市域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市域数据,定量分析市域范围的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探索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控制了其它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单中心规模分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② 随着规模由小变大,具有最优经济绩效的城市规模分布形式存在单中心-多中心-单中心的转变;③ 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明确证据;④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单中心分布更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     

城市体检视角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与路径

首先探索了城市体检治理的新模式,明确了涵盖“市?区?镇街?社区”不同尺度行政主体纵向传导、横向联动的规范化城市体检组织模式。其次,基于“指标设计?征求意见?指标筛选?指标确认”4个步骤完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收集的标准化、模块化工作思路。再次,城市体检的指标评价应坚持多维度、差异性、定量定性相结合等原则,以六维分析法为基础对城市问题进行识别与诊断。另外,城市体检的公众参与过程需要充分体现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城市政府需要搭建市民深度参与的常态化、共治型治理平台,各部门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协同式、全周期系统治理,最终推动建立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影响因素——基于人口分布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

城市群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较少从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影响因素,而且通常采用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测度城市群空间结构,导致测量误差。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基于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联合国数据对结果进行佐证。以已有文献采用客观标准界定的13个城市群为样本,使用规模-位序法则测度城市群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程度,探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化趋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增加是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对于空间结构偏多中心的城市群,应强化城市间的交通联系和政策一体化,获取更大的发展红利;对于个别处于单中心化阶段的城市群,政策导向则避免过早地多中心化。     

城市规模分布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基于LandScan数据的跨国研究

对于何种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学界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存在争议,且鲜见跨国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和欧空局土地覆盖类型数据,识别了具有统一定义的全球近100个国家的所有城市,通过描述性统计和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总体上能够降低国家的PM_2.5浓度,这是因为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能够通过促进分工合作和减少交通出行来降低PM_2.5浓度。实证结果具有一定异质性,在人口密度较高或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国家,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降低国家PM_2.5浓度,而在人口密度较低或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家,相对极化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国家PM_2.5浓度的下降。本研究丰富了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影响在跨国层面的证据,对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     

1989-2009年河南省农作物地理集聚及其演化机制

以河南省17 种农作物为对象,采用1989-2009 年的地市级数据,对农作物的集聚特点、专业化格局及其演化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作物的集聚水平低且整体增长缓慢,尤其是遍在农作物;部分农作物有分散化的趋向,而水稻的集聚程度一直很高,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农作物整体的集聚水平;经济作物的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程度均高于粮食作物,且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仍集聚于研究时段初始时的优势区域;蔬菜类作物专业化程度较低,其空间分布与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不断向郑汴地区集聚;水果类作物不断向豫西山地尤其是三门峡市集中,而部分水果类作物如葡萄、桃等则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总体来说,各市域间农作物结构相似度高,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初现雏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稳定—变化—选择—适应”过程分析框架,对河南省农作物集聚与专业化格局的形成演化机制进行阐释。     

湖南锡矿山锑矿区水环境中DOM三维荧光特征及其对锑污染的指示意义

溶解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简称DOM)是影响锑迁移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湖南锡矿山锑矿是世界最大的锑矿, 水环境中锑污染情况严重。为查明锡矿山矿区水环境中DOM特征及其影响, 对锡矿山水环境样品进行三维荧光分析, 利用平行因子法提取水环境中天然有机组分, 分析荧光特征, 探究各组分之间与锑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 矿区水体环境中DOM以低腐殖化、陆源与微生物源混合来源为特点, 多数水样以陆源有机物为主。锡矿山锑矿区水体中包括了3种不同的组分: C1组分为陆源类腐殖质, C2组分为醌类腐殖质, C3组分为类蛋白质(酪氨酸); 水环境中C1组分相对含量最高, 地表水中C3组分相对含量高于地下水。研究认为, 存在以下途径影响地下水环境中锑的释放: ①类蛋白质组分与锑的络合促进锑的溶解释放; ②腐殖质组分与锑的直接络合。低锑地表水中天然有机组分相对含量受稀释作用的影响, 高锑地表水中天然有机组分相对含量对锑的来源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态和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基于Zipf定律与Gibrat定律的分析

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规模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关联,论文基于1953—2010年中国6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了全部城市(包含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和地级市(地级市市区)2种样本组,对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形态特征、演变趋势及其与Gibrat定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主体符合Zipf定律的线性分布,但两端即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因规模不足而偏离线性分布,这一现象也得到全球各国证据的支持;从演化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在早期逐渐分散化并偏离Zipf定律,但从2000年开始转而向符合Zipf定律的方向回归,其中大城市率先在1990年就开始了转向,与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随机增长表现出耦合性,从而验证了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逻辑一致性。该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