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策、产业特性与中央企业空间布局演变

通过建立企业区位选择的“推力-拉力”模型, 本文考察了具有不同产业特性的央企在不同区域政策阶段的空间布局演化, 分析了区域政策、产业特性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过程。主要结论为:企业空间布局的动力来自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 前者由企业特征和产业特性组成, 后者由区域政策制度和区域条件组成。区域政策制度和产业特性是影响央企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央企空间布局总体变化与区域政策的演变趋同, 但产业间存在差异。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受区域政策和区域条件影响较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偏好政策优惠及交通便利区域;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央企对创新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依赖较大, 布局受区域政策影响较弱;组织结构为区域部型、公共服务业、特殊行业的央企布局受外部拉力影响较弱。     

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以沪宁城际高铁南京站为例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①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     

国家区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

建国伊始, 国家区域政策就深刻影响着央企的空间布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 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特征与过程分析, 结果表明:央企空间布局是“经济人” 与“政治人”两种行为特征相互博弈的结果, 受国家区域政策直接、间接和累积循环三种模 式影响, 总体布局呈不平衡的板块集聚特征, 央企总部布局具有极高的首都指向性。国家区 域政策的转变历程与央企布局的演变过程相吻合, 均经历了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 经济区内的政策强度与央企布局个数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政策强度与央企扩张具有相似的 年际变化规律, 但存在时滞和周期性。在不同的区域政策时期, 央企布局的空间变动和区域 政策的调整具有相应的一致性, 各阶段主要的作用机制不同, 且趋于三种模式的相互混合 影响。     

绿色发展理念与西部贫困地区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主要面临着高强度的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西部贫困地区的地域特征和致贫原因,可以发现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推动绿色发展,在于如何化解人与自然环境日益激化的冲突,只有采取了积极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策略,才能缩短西部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两省一市的实证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全部的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联系、人员流动、信息交流、政府合作4个方面评估了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特征,并对不同指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受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的积极影响,以及2003年全国非典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该区域全球化程度表现出了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2000~2009年,长三角地区全球化发展表现为加速上升、稳步上升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但不同指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全球化程度从比较集中逐渐向较为合理的均衡方向发展,后进区域提升较快,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体系更趋合理。从作用机制分析,市场和行政因素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全球化进程。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产品创新的重要源泉, 其在城市网络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城市网络不同研究载体的梳理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前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等级的密切关联性是城市网络构建的重要基础, 网络构建的作用力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属性、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城市发展的自身条件。通过对网络构建模型、网络特征和网络动态演化的综述可以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的布局对于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是适用的, 但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的引介, 对于内在机制和演化机理关注较少。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细化, 中国不再仅仅承担制造业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已开始大规模集聚, 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系统研究刚刚起步, 亟待加强。     

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

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交易成本和转形(生产)成本较小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减小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的时空演变,发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空间布局一直呈扩散趋势,具有和区域政策变迁同步的3 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布局与区域政策关联较弱,集中在区域中心上海;② 集聚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的沪宁沿线城市集聚;③ 网络化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早期集聚的区域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向长三角的边缘区扩散.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布局机制存在差异,降低交易成本的区域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区域的集聚效应、科技水平历来受到重视,而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交通等传统要素成本对跨国公司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     

长江三角洲区域开放开发政策的内涵与演变

以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实施的区域开放开发政策为样本,将开放开发政策分为宏观开放开发政策、经济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开发区政策3个能级,从政策内容、工具、作用强度3个维度分析了区域开放开发政策演变的过程。长江三角洲国家级/省级宏观区域开放开发政策的目标从对外开放转为综合开发,对外开放在空间演化上呈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心城区到农村的梯度开放特征,政策工具从财税政策和行政控制转为发展社会资本与改善发展环境,前期的财税优惠政策和开放政策逐渐削弱甚至消亡,一些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得到增强。上海浦东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向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转变,政策工具从优惠政策转向全方位的优先探试权。开发区政策集中在经济领域,省级开发区政策效应较国家级开发区弱,不同开发区间的政策逐渐趋同,强度在不断弱化。     

历史视角下亚欧大陆海陆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

亚欧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和“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主要地区。相关研究多侧重共时性分析,较少关注其交通格局的长时段演化。因此本文选取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时期,对亚欧大陆海陆交通格局的演化进行初步分析,以进一步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角色和战略部署。研究表明,各地区联通程度在整体上持续上升,可达性在全局呈均衡化趋势,而交通网络在局部则呈极化趋势,关键枢纽地位凸显,同时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线对可达性和地缘格局影响强烈。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从更长时间尺度认识其历史意义,坚持去中心化合作策略,充分利用和培育关键枢纽,并建设亚欧高速铁路等具有战略优势的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