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英国伯明翰市为例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城市尺度人居环境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帮助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人本主义"回归,利用系统学方法构建了"人居环境满意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综合分析的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主客观耦合的指标体系,并利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权重。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满意度与建设状况呈现趋同与趋异两种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最快,满意度最高;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缓,满意度较低。对于"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维护"等指标,虽然客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居民对其仍十分不满意。了解民意,不断缩小人居环境供给(建设水平)与需求(满意度)之间的差距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基于集体土地视角的农村发展分析——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农村依托集体土地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因农民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度依赖物业出租、宅基地房租金等,其城市化质量并未得到较大的提升,村集体仍然承担着村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类国有企业"的运作特征造成村集体经济举步维艰,大量的集体分红更使村集体经济难以进行资本积累以应对市场变化.打破村集体经济的封闭性,引入"外部力量"成为推动农村城市化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     

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