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

利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西部上市公司总部–境外子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规模分析法探索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呈现出最大联系极化、联系广度分散化的特征,形成了以成都-香港、重庆-香港、成都-珀斯、西安-香港、成都-新加坡城市对为主要联系路径的层级网络结构。② 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呈现出多中心结构特征,出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技术创新指向、工业基础指向、资源指向和对外开放指向;入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门户指向、技术创新指向、金融中心指向和战略政策指向。③ 网络结构的演变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中首位城市的中心性逐渐增强,且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均经历了相对均衡–相对集中–集中的发展过程。④ 所有权优势是上市公司跨境投资的基本前提,结合区位优势共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内部化优势起到巩固东道国与母国联系强度的作用,三大优势随时间的变化,影响了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     

中国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

中欧班列的开行为内陆地区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选择,而货物的货源是班列运行的基础。基于我国西部中欧班列首发城市开行路线及运输货物的种类信息建立可视化地图及有向网络图,探索班列开行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特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国际货运班列开通线路快速扩张、运输货物类别更加丰富,且通行班列、运输产品类型与通关口岸的过货能力、境外终点城市间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性与规律性;传统重工业/资源型产业基地与产业转移、西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组织、同境外城市民族文化相似性与贸易互补性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为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货源组织提供了保障。建议应合理规划班列路线及过境口岸、组织新货源、加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政策支持等,从而进一步提升西部城市中欧班列的运营发展和效益。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Offshore Platform and Its Vibration Control

A template offshore platform, located in the Bohai Bay of China, has exhibited excessive, unexpected vibration un-der mildly hostile sea conditions, which has affecte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platform. Since the structure was de-signed to sustain more severe wave climate, the cause of the excessive vibration has been suspected to originate from other source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the excessive vibration,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remed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is paper, the vibration behavior of the offshore platform is analyzed by means of finite element (FE) modeling, field measurements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of analysis suggest that relative movement and impact between the piles and the jacket legs exist, i. e. the piles and the jacket are not perfectly connected.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piles and jacket weakens the overall stiffness of the platform, and therefore produces unexpected excessive vibration. In this study, measures for reducing     

海流作用下潜标-系留系统耦合动力响应试验研究

针对海流作用下,某潜标系统动力响应过大导致所载测试装置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问题,在分析该潜标系统所载装置前期海试数据基础上,采用现场测试和深水水池试验等方法,对现有潜标-系留系统耦合动力特性及系统的减振优化进行研究,得到了海流作用下,潜标系统耦合动力特性,提出了减振优化措施。     

制度变迁影响下的中国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阐述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不同等级城市的影响,采用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比例和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例3个因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加权最小平方法对制度变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制度变迁的边际作用做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不但具有空间的分异性,亦具有等级分异性。私劳比率这个代表市场化的因素对各个等级城市的影响方向和度量是接近的,分异性并不明显;而财政比率和外资比率这2个与行政因素关系密切的因子则明显地倾向于高等级城市。     

中国城市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221 BC-1911 AD年间中国城市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① 在整个研究阶段,中国城市分布的重心位于中东部地区,秦—唐时期重心向西南地区大幅移动,唐—元时期重心先东北方向移动后转向西南方向,元—清时期重心主要向北移动。以腾冲—瑷珲一线为界线分区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阶段西部重心在南北及东西方向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趋势,东部重心呈现出与全国类似的运动轨迹。② 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全国及东西部地区城市分布经历了明显的分散—集聚—分散的变化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从城市分布的平均方向看,全国及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以东北—西南为主要分布特征,西部地区是以西北—东南为主要分布特征。③ 从城市密度分布特征看,其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不断加强且由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结构性变异处于显著状态。从方向上来看,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呈下降趋势,西北—东南方向各时期城市密度均质化程度相对较好,空间差异相对较小,而东—西方向差异最为明显。④ 分析不同时期城市设置的相关因素发现,221 BC-1911 AD年间,中国城市设置相对集中在地形平坦、气候适中且靠近河流及中心城市的地区。     

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与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构建了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同类模型了对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容积率指标,分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变化规律并不相同,而后者居于前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由中心到外围为商务→住宅→工业→农业模式;转轨期容积率比计划经济时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住宅、商务等建筑容积率的空间分布模型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型;住宅、商务、工业等建筑容积率依次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住宅、商务用地的向心分布和工业用地外迁的现象。     

建筑视角的中国城市更新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比例与建筑更新指数(BRI)指标,以兰州市为例对中国城市建筑更新及其相应视角的城市更新进行了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建筑更新以拆毁重建为绝对主导方式,几乎所有地域、所有用途的建筑都在同步更新,且更新水平空间分布波动较大;而城市更新却主要采用了建筑群体整体快速更新方式,使城市迅速形成了新的建筑景观格局和建筑文化,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更新水平空间差异较大,这也是中国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更新方式;②兰州城市更新显然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需求因素、土地快速升值、空间功能调整、政府财力迅速增加、开发区建设、旧城与"城中村"改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1980年代以前建设的成片建筑的老化与陈旧、居民需求结构转变迅速、规划管理转变等因素有关.     

中国内陆河西五市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

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基于产业视角的中国西北五省(区)地级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响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全面转型有重大意义。西部地区及其城市政府据此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地方经济转型及其开放度。以西北五省51个地级市（含自治州、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职能分类法等方法，对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地方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13~2017年，城市政府的平均政策响应累计得分持续增加，应答率由3.92%增加至100%。进行政策响应的产业种类逐年增多，且产业政策重心有多极化趋势。2）2017年，综合性、过渡性、单一性产业政策地级市分别为38个、6个、7个。突出产业政策主要分布在陕、甘两省，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产业政策类型可详细划分为6类，具有突出产业政策的综合性地级市数目最多，为25个，占比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