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城乡过渡带基层空间的演变特征

城乡过渡带30～150 m尺度的空间,属变化明显的都市基层空间系统。为描述这一地带的空间演变规律,本文以郑州、杭州、北京的建设用地为例展开了多重分形分析。本文依托广义、典型f(a)-a(q)曲线所划分的3个空间演变子系统,以城乡过渡带院落组级—居委会级空间为研究尺度区间,对之进行了空间多重分形特征的量化分析。分析显示,城乡过渡带的空间演变属宏、中观空间影响下的适应性变化,市场驱动色彩显著。总体上,城乡过渡带基层空间的演变较为复杂,并常会在一定尺度内形成典型、广义的空间多重分形特征,及其相应的斑块密度（q值）分布区。且受多种发展进程等因素的影响,多种空间子系统的演变强度常会不同,其在各尺度上的空间复合也会呈动态变化,进而城乡过渡带空间演变的“情景性”较强。但都市城乡过渡带的基层空间却不存在依中小城市→传统性特大城市→现代化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必然演替过程,其变化更多应与各都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城乡融合的具体情景密切相关。本文根据满足全局性、局域性指标的情况,把多重分形的典型特征分布区拓展到了更广域的特征过渡区及退化区,进而增强了对现实地理空间真实发展状态的非线性描述。     

国际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及交叉

基于理论著作和其他文献,分析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和交叉,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在制度研究上有交叉;政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重视“过程”或“演化”研究;政治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学在人与组织关系上有共同之处;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注重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与经济演化的关系,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它们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形成交错。各学派的核心特征为：政治经济地理聚焦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地理过程,制度经济地理学研究特定地域制度塑造或制约经济行为及经济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演化,关系经济地理学注重形成经济景观的各相关因素的关联作用。这些学派弥补了经济地理学规范分析的一些不足,同时在普遍规律研究上有明显缺陷。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建设在鼓励学术观点争鸣的同时,应注意兼顾现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一般性。     

基于步行性的城市热环境暴露风险区识别及其健康效应——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

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运用大气校正法反演地表温度,基于步行指数计算步行性,通过空间叠加识别出高步行-高热类(预警空间)、高步行-低热类(友好空间)、低步行-高热类和低步行-低热类4类空间,并基于脆弱人群视角探究城市的健康公平性。结果表明：预警空间占全域12.53%,呈大小落石状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友好空间占全域1.13%,零星散落于预警空间内。研究区内32.50%的常住人口生活在预警空间,33.11%的儿童和40.01%的老年人生活在高步行性和高热环境暴露风险的空间中,预警空间对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此外,儿童相对于老年人更多生活在低步行性空间,老年人相对于儿童面临更高的热环境暴露风险。     

农户活动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河南省农户调查与实证

在实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把农户活动空间划分为局部(L)、村庄(V)、区域(R)和国家(N)4个尺度空间,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并构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农户特征、地理因素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活动空间选择方面,农户往往以局部空间为基础,向其他活动空间拓展,采取空间组合策略。各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不同,国家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贡献最大。影响因素方面,农户所处的区位、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显著的影响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初中教育水平对农户在区域、国家尺度上的活动影响显著;较少的耕地与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具有相关性;通达性主要影响区域尺度活动空间选择。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整体上不显著。     

农户行为与专业村形成的关系研究——以河南省柘城县史老八杨木加工专业村为例

专业村的形成是一村多数农户不断参与专业项目的过程,农户行为方式不同,对专业村的形成速度、产业分工及经济效益的影响不同。运用2011年河南省柘城县史老八杨木加工专业村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行为与专业村的形成速度、产业分工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1农户的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条件的获取方式,深刻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时间,进而影响着专业村的形成速度;2农户的社会交往行为对其参与产业分工的类型影响深刻,进而影响着专业村的产业结构。3农户生产资金的获取方式、与专业协会的联系频度对专业村经济效益的影响深刻。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专业村、农业产业区的建设,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但更需因地制宜,结合农户行为特征进行。     

对地理国情监测的战略思考

结合近年来地理国情监测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对地理国情监测的战略定位和实现途径作了进一步思考。结果表明,作为测绘地理信息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来的地理国情监测,其功能定位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类似基础测绘的保障服务功能,而应将其定位为类似监察、审计等的监督管理功能。而要实现这一战略定位,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步骤,从地理国情监测、监督向监管稳步推进,逐渐实现地理国情监测的价值,最终实现测绘地理信息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000—201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源涵养时空变化

水源涵养是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InVEST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0—2019年产水和水源涵养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并运用空间自相关探究了高程、坡度与水源涵养功能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多年平均产水深度为971.04 mm,多年平均水源涵养深度为299.298 mm;②2000—2019年水源涵养深度先上升后下降,变化幅度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③水源涵养功能呈地域分布,重要区和极为重要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北部林地,一般重要区分布在鄱阳湖平原;④水源涵养与高程和坡度呈正相关,高值多出现在高海拔和坡度较大的地区。     

市级基础测绘规划编制研究

编制市级基础测绘规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要求,也是市级基础测绘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围绕市级基础测绘工作的主要内容,对市级基础测绘规划编制的背景、原则、现状、面临的形势、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论工业变化的综合研究：以澳大利亚制造业为例

80年代以来,国际工业地理学界采取不同的方法途径对工业变化进行研究。本文在分析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将工业组织变化与工业区域变化、工业结构变化加以结合,以弥补在工业区域和结构变化研究中忽视组织决策因素,在工业组织变化研究中忽视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基于大量统计数据和本人实地调查资料,本文应用这种综合方法研究了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工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