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时代广州市居民购买食品行为特征

基于广州市居民食品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交叉频数、卡方检验和对应分析,通过网购食品者同不网购食品者、不同区位网购食品者、不同网购食品频率者的对比,分析了网络购物影响下广州市居民购买食品行为的一般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发现：1）网络购买食品的接受度总体不高,传统实体购物模式仍占主导,网络购买食品对实体店购买食品有一定的替代效应。2）网络购买食品对居住地周边商店负面影响较大,对商业区影响很小,超市和百货公司休闲零食、地方特产类食品销售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生鲜类商店所受影响较小。3）不同区位居民网购食品的频率差异较小,单次花费、时间和网购原因空间差异较大,实体购物条件差的居民更倾向于网络购买食品,验证了Anderson等提出的“效率假说”。4）网购食品者的实体购物出行目的休闲性增加,周末购物出行更频繁,网购食品频率高的居民购物出行时间更短。     

城市收缩背景下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 ——以东莞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2013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引发了风靡全球学术界的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少数城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涉及甚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少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外,一般的城市是否经历伞球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衡量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赋予各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2007年共6个主要年份的全球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1984-2007年中国所有城市都经历了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说明城市的全球化并非少数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并日益接近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制造业功能对中国"世界工厂"类型的城市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0 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新世纪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与地方银行机构 网点的空间分布 ——兼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催生了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它们以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弥补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市场空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银行体制改革的分析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仅限于单一地区经营,到放开地域经营限制,允许跨区域设立分行后,两银行机构网点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其网点的地理分布在改革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将两银行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进行对比发现,其总行布局与地方经济发展刺激下的金融需求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两银行跨区域设立异地分行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差别：城市商业银行优先选择发达地区,而后采取全国性战略布局和区域性梯度式布局两种模式扩张;农村商业银行则优先考虑欠发达地区,然后主要以区域内跳跃式扩张。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     

广州流动人口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广州市典型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对流动人口的人口属性、迁移、工作、经济状况特征及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已/未婚比例相当,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为主,户籍来源以广东、湖南、广西、湖北、江西、河南、四川等7省区最多.迁移特征表现为来广州时间1月至1年居多,以赚钱为主要目的;来广州途径以亲戚朋友介绍为主.工作特征以工人居多,大都就业于私营企业,合同率很低,且工作变动频繁.经济状况表现为以中低收入为主,整体消费水平偏低.     

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进展

以国内出版的专著和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资料基础,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总体上日益繁荣,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的空间尺度总体上“由大向小”转变,研究视角向多样化转变;国家政策和城市热点问题对研究内容具有重要影响,西方理论和流派对研究视角具有重要影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是重要特色,城市化与城市体系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培养全球化视野,批判性地引进西方理论,加强理论创新、科学规范、跨学科交叉与新方法引进。     

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社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广东省韶关市为例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生态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对广东省韶关市典型案例分析,对我国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的社会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这种规模、功能和区位特征城市的社会区可划分为7类,其中5类社会区及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与北京、上海、广州等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具有相似之处;而另2类则反映出山区资源型城市的不同特征。影响这类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科技文化水平和建设时序两个因素与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相似;但就业结构对山区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比中心城市的影响要大得多,年龄结构、性别比结构、人口迁入迁出比重等人口和家庭特征因素在这类城市中具有突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