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构成及其研究重点探讨

在全球化和人类活动向海洋扩张的背景下,作为总体性人地关系一个组成部分的人海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亟需对其进行基础性的理论解读,以整合和指导具体研究的展开。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包括人类、海洋和陆地3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人类具有自然和社会2种基本属性,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海洋和陆地具有自然、社会和关系3种基本属性。人类与海洋、人类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中最基本的相互关系,其不同组合和演变塑造出了具体、多样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当前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重点包括海洋观、海洋的开发与保护、国际海洋关系、陆海统筹和海洋社会5个方面。     

美国海洋经济现状特征与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海洋大国,也是世界上的海洋经济大国。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海洋GDP"概念。论文采用了2014年由NOEP数据库中的ENOW来源数据(2005年~20l2年),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特点、发展规模、经济贡献、海洋产业结构以及海洋三次产业构成。美国海洋经济GDP(增加值)从2005年的2356.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068.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3.85%。论文应用了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定量方法,对美国海洋经济的现状特征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美国沿海8个地区中,墨西哥湾地区、西部沿海地区、沿大西洋中部地区是最主要的海洋产业聚集区。文中把8个海洋经济地区,根据地理分区的理论划分为东部、南部、西部三大海洋经济区。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哈大高铁开通后东北各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特征,然后通过修正引力模型,从时空压缩效应、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旅游通勤圈空间分异、加剧旅游极化效应等方面分析哈大高铁对东北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强化了东北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整个通勤圈时空压缩2 h左右,提升幅度均呈现距离高铁增加而衰减现象,且省际城市间的变化大于省内城市间的变化,东三省的变化大于内蒙东部区域的变化。沿线城市在高铁开通后将获得更大的旅游发展动能,并加快哈大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沿线城市“一日游”和“两日游”受益明显,偏远城市则在“七日游”方面受益较多;东北旅游应以高铁为契机,精心开发沿线旅游精品线路,加快旅游一体化合作,打造东北旅游新形象。高铁使旅游市场空间分布上出现“极化效应”,提升旅游产业供求效率的同时,拉大了城市间旅游差距,不利于旅游产业协调性发展。今后应以高铁为核心完善快速交通干线布局,将更多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纳入高铁通勤圈。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时空格局研究

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03—2013年辽宁省14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呈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公共服务的市际间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低水平地区的"赶超效应"明显。空间上呈现出"中部凸起、两翼塌陷"的格局。各类型城市中,中心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资源型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水平最差。     

1982~1999年中国地区叶面积指数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利用1982～1999年AVHRR Pathfinder卫星遥感观测的植被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LAI）资料和中国730个气象台站的温度、降水观测资料,研究了中国不同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LAI的季节、生长季和年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温度、降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年平均LAI和生长季平均LAI均是增加的。由于区域和季节气候的差异,LAI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空间和季节非均一性。从区域平均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区年和生长季平均LAI都有增加趋势,并且在华南地区增加最快。因而,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华南地区可能是潜在的碳汇。在季节尺度上,各地区区域平均LAI基本上都是增加的,并且都在春季增加最快。温度变化是LAI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是人类活动如农业活动、城市化等对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LAI变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韩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及影响因子探析

韩国是连接黄海和日本海重要的通道口，其地理位置有着特殊的地缘作用。中韩关系的发展对于保障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防安全、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对2006—2017年中韩双边关系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出两国双边关系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对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建议与展望。结论表明：①2006—2017年，中韩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和波动下滑阶段；②中韩双边关系受国家综合实力和权力优势的改变、韩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对外政策、地缘作用、域外大国的干涉、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③中韩两国应积极加深中韩间的复合依赖关系、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基于均势秩序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等建议。     

全球集合预报位温系统偏差和随机误差结合的模式倾向扰动方法

传统集合预报模式扰动方法通常用来描述物理过程随机误差,但模式不可避免会存在系统偏差,为了减少模式系统偏差对集合预报的影响,利用中国气象局全球集合预报系统（CMA-GEPS）,通过经验正交函数（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分解方法获得系统偏差倾向,在积分过程中将系统偏差倾向扣除法与传统的随机物理倾向扰动法（Stochastically Perturbed Parameterization Tendency,SPPT）相结合,构建了全球集合预报系统偏差和随机误差结合的模式倾向扰动方法（Bias correction of bias tendency based on SPPT,SPPT-B）,设计并开展了集合预报试验来探究该方法对全球集合预报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验正交函数分解的第一模态能较好地体现系统偏差的主要特征,即随预报时效线性增长、对流层高层的系统偏差比中、低层大。（2）系统偏差倾向扣除法和SPPT-B方法均可以有效降低南、北半球和热带地区高层和低层的系统偏差,且SPPT-B方法能明显改善热带地区集合离散度。（3）两套方案对对流层高层的集...     

洋能否为中用?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

以西方为主的国外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说为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基础。因此,如何理性对待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是关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学科方向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困惑乃至两难。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研究框架和理论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一定风险;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研究保持谨慎态度的同时不能走向封闭乃至仇外的极端,破除“唯西方论”的同时不能走进“中国特殊论”的陷阱。为此,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的青年学者自发于2019年举办了一次“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前沿”青年论坛,集中探讨了对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氛围的批判精神、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和研究规范的严谨性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而历史视角缺失、知识生产不平衡、地图空间表达不足、话语分析过多、解决现实问题不足等方面存在局限,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加以避免。希望本次讨论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基于植被盖度和高度的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估算

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发生严重退化。地上生物量是评价草地退化的直观指标。通常采用植被盖度和高度来估算草地地上生物量，但草地退化后，植被盖度和高度与地上生物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目前还不清楚，这影响着退化草地生物量估算的精度。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青藏高原中部和东北部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在不同退化程度下植被盖度和高度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结果表明：（1）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地上生物量整体上及不同退化阶段都没有显著差异（P>0.05）。（2）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植被盖度和高度对地上生物量的影响也发生改变，体现在未退化阶段地上生物量主要受植被高度影响，退化后主要受植被盖度影响。（3）无论是高寒草甸还是高寒草原分退化程度的回归模型估算结果都较不分退化程度模型估算的生物量更接近实测值。我们建议在退化高寒草地研究中采用盖度和高度估算生物量时，根据退化阶段采用不同的估算模型。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发展格局演变与类型划分

科技创新是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新兴驱动力，对提高发展质量至关重要。研究使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中国沿海11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4年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结合核密度估计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再从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2个维度，划分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类型区。结果表明：① 从效率变化角度来看，2006?2014年间研究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小幅增长，但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地区之间效率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最终形成以辽宁、上海、广东三地为主的北、中、南三方向的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核心。② 从海洋科技创新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双维度综合来看，进一步将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划分成 4种类型：引领区（广东、上海、辽宁）、追赶区（广西）、突破区（天津、山东、福建、江苏、浙江）、落后区（河北、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