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以豫陕鄂交界区为研究对象,测度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演化趋势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6.08%,县域间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性,热点显著区呈现由东南部向西南部再向东南部迁移变化特征,冷点显著区在2005年前主要分布在安康市和商洛市,之后主要聚集在南阳市;③ 人文和经济要素为中度和中高障碍水平,资源和环境要素为极低和低障碍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因子在不同县域空间阻力的分异特征更加显著。④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发展空间阻力模式可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人文资源要素制约型是主要的空间阻力模式。最后,基于不同空间阻力模式特征解析,提出了分区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乡村转型发展的快速转型阶段,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趋势。科学认知国内外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城乡人口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城乡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视角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迁出与回流、逆城市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最后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了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重庆市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国家继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创新和机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对2019年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差异。不仅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分维度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河西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凸起明显,南部民族地区凹进严重。县域城市等级作用显著,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区域冷热点分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较为一致。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化精准性政策促进区域乡村发展。     

儿童地理学视角下的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梳理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谷歌学术、中国知网（CNKI）等平台筛选出的较高引用率、方法比较规范、与留守儿童主题相关性强的国内外文献159篇,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新转向：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儿童在空间使用中的主体性,重视不同情境下儿童地理体验的差异性。并梳理了跨国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3个研究主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儿童在迁移链中的体验;在童年的差异性基础上讨论本土儿童的问题。同时从问题视角和积极视角分析了国内城乡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研究主题,指出因现有研究范式中的经验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而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勾勒出符合中国情境的留守儿童研究新范式,提出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留守儿童的能动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国内留守儿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呼吁学者采用历时和动态的研究设计,充分展现儿童如何理解、体验和应对复杂的流动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特色保护类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探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镇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抽样乡镇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江苏省109个抽样乡镇为例,构建镇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7年镇域综合发展水平,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案例乡镇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人口规模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随着镇域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显著增加;从地理区域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苏南、苏中、苏北;从行政类型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全国重点镇、一般镇、乡。镇域增长潜力发挥不足是镇域发展水平的短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镇域发展水平差异的贡献较大。(2)政府财政支出、工业化水平对镇域发展差异有显著影响,而农业现代化、本地市场因素、不同行政类别和高新技术产业尚未成为驱动案例区镇域发展的显性因素。     

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社会关系及空间意义发生重构。信息化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其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构在内生逻辑上重塑乡村话语权力和主体身份。论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多维关系及其对乡村产生的多重效应,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异化、数字经济引发的话语与权力流变及乡村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的重构,解释了数字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下的乡村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拟为乡村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