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计量分析

房价与人口的关系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区域内41个城市11年（2008—2018年）的数据,分别采用差分GMM模型及LSDVC法,从整体和分组的层面分析城市房价与生育率的关系。整体模拟结果表明,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对于生育率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房价上涨得越快,生育率下降得越快。同时,以房价收入比衡量的居民购房能力对生育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居民购房能力下降得越快,生育率也下降得越快。分组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房价水平的城市,生育率受购房能力影响程度不同,中等房价水平及较低房价水平的城市,其生育率更容易受到购房能力波动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严控房价涨幅速度、适当提高购房补贴、提高居民收入等政策建议,以期提高区域内居民整体生育意愿,促进人口增长。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以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地区为例

 对口援疆是国家引导下的特殊跨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随着2010年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实施启动,亟需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基于府际关系的理论视角,以江苏省对口支援伊犁州直为例,分析对口援疆中府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利益诉求,进而探讨了对口援疆工作合作方式。研究表明,援疆的府际关系网络是由纵向府际关系促成横向府际关系而建立的复杂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中央政府以协调区域关系为主,江苏省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伊犁州政府起政策过渡作用,伊犁州直各县市等受援方最关注如何使用援助资金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江苏市区县等施援方对建立产业合作最为重视。对口援疆是双方府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今后发展的重点将逐渐转向充分利用地缘和资源优势打造产业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变“对口支援”关系为“战略型伙伴”关系。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就业分布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就业多中心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并主导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范式转变,然而中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论文在梳理中西方相关文献基础上,试图呈现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首先,系统总结国内外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重点回顾当前研究的共识与争论以及就业中心的生长动态与趋势。其次,从不同理论视角追踪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关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空间规划与管治等制度因素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最后,从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通勤的影响2个方面总结就业多中心化的空间效应。城市就业多中心模式演化为我们认知城市的空间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观察窗口,可以为中国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南京市住房困难人群职住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也是评判城市空间合理性的重要准则。新就业大学生(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工作未满3 a,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于2016年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166元/月,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和中低收入人群(南京户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74元/月,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于20 m ²)等住房困难人群,普遍面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住关系也呈现出特殊性。论文基于南京市这3类住房困难人群的873份问卷数据,采用两步聚类法对通勤流向模式进行划分,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的影响因素,并以南京鼓楼区为案例解析住房困难人群的职住关系。结果表明：新就业大学生通勤流向主要为内部通勤,通勤时间最短,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和工作单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通勤方式机动化程度最低,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工作单位和性别显著影响;中低收入人群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职住分离程度最高,职住关系主要受到住房类型的显著影响。以鼓楼区为例,论文进一步发现新就业大学生以交通条件为导向、外来务工人员以工作地为导向和中低收入人群以居住地为导向的职住关系。     

长江三角洲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分析

以总部在长江三角洲的大型企业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特征、类型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为：国有企业从相互独立的星状企业网络演化为行政中心辐射型网络;跨国公司为中心辐射型网络,有向多中心网络演化的趋势;民营企业从小团体离散型网络向多中心扁平化网络演变。3种所有制企业的网络密度、网络结构、网络重要节点等变化趋势存在着差异。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类型可分为局地型、中心辐射型、多中心扁平型3种。企业扩张模式和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网络治理、区域资产与基础设施、制度与技术等是驱动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进的重要因素。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② 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③ 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能动性对外部冲击型战略耦合断裂的暂时性调节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肆虐,国家间和区域间的人员、货物流动阻滞,对全球生产网络带来了巨大冲击。受此影响,涉外企业纷纷出现了与国际市场、供应链、劳动力、金融资本之间的短暂割裂。在此外部冲击面前,基于全球经济深度链接的战略耦合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全球生产网络出现的被动性、暂时性、突发性的耦合断裂。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通过深入访谈和调研,重点研究地方政府能动性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昆山政府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信息的系统掌握为基础,综合运用协调整合、政策支撑、资源调配等能力,修复导致耦合断裂的环节或重建新耦合。本文提出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这一概念,丰富拓展了对战略耦合动态性的认识。其次,本文深化了对政府-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联结的理解,讨论了地方政府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能动性作用和局限性。     

新时期产业区理论视角重构及相关实证研究进展

产业区作为全球区域发展最具活力的"经济—社会"空间,具有带动发展和就业、提升竞争力的作用,备受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关注。经典产业区理论强调集聚经济、专业化分工、本地制度等内生因素对其成长演化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技术变革等现实背景以及制度文化、关系、尺度、演化转向等理论背景下,经典产业区理论对产业区外部化、"锁定"效应、空间功能转变等解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首先,通过国外产业区研究进展综述,发现新时期研究呈现由产业区系统向企业战略、本地根植向全球网络、自发增长向多元化管治、生命周期理论向多重路径依赖等视角转变;其次,对新时期产业区成长演化路径、影响因素及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最后,在总结国内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未来产业区研究的不足和方向。     

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空间布局特征分析——以南京市江南8区为例

以南京市江南8区380家国有商业银行网点,2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为研究样本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探测方法,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的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两类商业银行均呈现出一定的中心集聚态势,但"向心"程度、集聚的广度与强度存在差异。缓冲区分析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市中心向外呈现明显递减的特点,但国有商业银行在前3个缓冲圈层内分布比较均匀;Ripley’s K函数方法表明,两类商业银行均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空间集聚特征,但股份制商业银行集聚范围小于国有商业银行;空间热点探测方法表明,两类商业银行热点区域集聚强度相异,国有商业银行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空间热点重叠部位,将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空间布局导向分为商业中心导向、高新技术-商业中心导向和人力资本-政府机构-商业中心导向。     

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功能演化与机理

以南京市区不同时段遥感影像为基础,在综合凸壳方法与公共边方法基础上,通过矩阵分析对1985-2007年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进行划分,探讨不同扩张模式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1985年以来,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迅速。其中,填充扩张由主城区逐渐向外推移,飞地扩张分散在远离主城区的开发区、工业园及大学城内,蔓延扩张则介于二者之间,多表现为前期扩张的继续发展。② 功能上,填充扩张由居住主导向居住与工业混合转变;蔓延扩张由居住与工业混合向工业主导转变;飞地扩张一直以工业主导,并伴随科教的区域性集中。③ 驱动机理,填充与蔓延扩张属于收益驱动型,飞地扩张更多地受成本制约。随着城市空间向外拓展,建设用地扩张的成本约束作用均逐渐加强;而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重的增加,又使三种扩张模式的收益驱动作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