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效率的时空变化

尝试采用DEA测评中国202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而探索中国城市效率在1990~2000年间的时空变化,结果发现：目前中国城市效率较低,而且呈现与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行政等级相一致的空间格局。另外,进一步把城市效率分解为规模效率、利用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发现中国城市的利用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普遍较高,但规模效率是影响中国城市效率空间格局和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正是由于规模效率在1990~2000年的下降抵消了利用效率、纯技术效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目前中国城市效率普遍较低。因此,从规模效率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目前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然而,长久以来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在西方主流的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对顺德家电产业集群3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总结了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的三种类型,即企业衍生形成的非正式联系、人才流动形成的非正式联系、长期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非正式联系对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不同的影响。前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后者主要体现在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技术上的共同理解和认识,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成功率。     

广东清远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成长动力机制

从资源、市场、政策、产业转移等角度,结合区位熵、半结构式企业访谈和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清远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长机制,提出在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中,其成长的动力机制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演变。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初期,除了传统要素外,历史偶然性和市场自发性为集群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在中后期,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在集群的发展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巨大的有色金属再生资源蓄积量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等内生资源优势,加上政府对再生资源产业和集群的政策扶持、跨区域产业转移的制度安排、有意识地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等外生制度优势,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促成高端要素的集聚发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集群化生产网络和专业化分工的形成。这种欠发达地区经济崛起的内生性推动力,能为其他城市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     

基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的广州城市内部边界效应

中国行政区经济导致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角度,采用2005 年广州市房地产价格数据,通过扩展的Hedonic 模型,在分析价格的空间自相关和价格溢出程度的基础上,对城市内部区一级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5 年广州区与区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显著存在,并存在着市场分割现象,中心老城区之间的边界效应小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边界效应,自然条件和城乡历史对边界都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经济收敛标准分析方法的扩展,就中国24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收敛性展开讨论。运用Moran's I 探讨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相关模式与集聚,发现1990-2007 年间人均GDP水平显示出强烈的全局正自相关,且局部空间结构相对稳定,各城市要脱离原来的集群有一定困难。文章指出收敛标准分析存在错误方程设定,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是合适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间存在绝对β收敛,与非空间模型相比收敛速度显著提高且可信,空间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敏感性分析显示,绝对收敛的同一稳态以及在空间上并不稳健。从机制看,中国城市间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最后,对促进绝对收敛的区域政策进行了讨论,并提出通过模拟经济收敛过程,是判断区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工具。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协调,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采用跨国经济实证分析中的标准分析工具面板数据分析,首先构造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世界模型;然后,以本文构造的世界模型为基准,定量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最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在我国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经济因素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等教育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能力,大致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该结果较以往基于横截面的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广佛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演变

基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人口密度模型等工具对1990―2010 年广佛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广佛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可以用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进行解释;同城化地区与总体规律相比,同城化进程对边界地区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这种提升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广州市没有主动向佛山发展的动力,而次一级的行政区域主体（佛山市）对融入广州市中心的发展则呈现较高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