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城市的外向功能联系与时空格局

基于城市流的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研究视角,依据全国287个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及其时空的变化,探讨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研究认为,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形成演化的主要动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从西部到中东部、从中部及东北到东部沿海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低水平均衡分布、单核心极化—扩散、多核心极化—扩散、高水平均衡4个演化阶段.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区域差异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外向功能较强,城市群的集聚程度和对外服务能力呈现出规模递增趋势.     

承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和效应研究进展

产业转移研究逐渐从转出地视角转向承接地视角,研究的两个主要进路是承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和效应。前者关注的转移产业已经从FDI为主转向国外和国内产业转移并重,关注的影响因素也从经济因素转向经济、制度、政策、文化等多种因素,关注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也从概括的综合能力转向明确的单一能力并不断推向深入。后者具体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和阻碍效应、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以及环境效应。近年最受关注的环境效应研究也从静态视角转向动态视角。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效应研究最近还出现了综合化、交叉化趋势。最后,指出了未来相关研究方向。     

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

目前,迫切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来衡量城市自身的休闲实力和休闲发展能力,以此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建设休闲城市的资质和条件。本文综述了当前人们对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看法,在对休闲城市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依据,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评价了杭州、成都、大连、青岛和南京等15个城市的休闲水平和实力。结果表明,深圳、杭州、成都、北京休闲主体意识、休闲设施水平较高,而厦门、上海、大连、杭州休闲环境较为适宜。就综合休闲实力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水平较高,充分证明了其构建休闲城市的实力和基础。     

河南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时空格局研究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产业转移承接指数、地区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行业-区位等维度对河南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时间趋势上,河南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规模持续增大,承接行业类型显著增多;轻工业比重高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明显增加。② 空间格局上,基本呈现出以中原城市群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豫北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规模逐渐降低,而黄淮地区显著增强。各地市在制造业总体、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承接上,呈现出增强型、减弱型、补缺型、抵消型等不同的特征;专业化和多样化承接的组合类型城市之间也明显不同,地市间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存在雷同,但多数转移行业受地理临近性的影响不显著。③ 行业-区位组合上,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区位优势的指向性很强。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可持续性转型发展学术论坛”在河南大学成功举办

正2016年4月17-18日,"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可持续性转型发展学术论坛"在古都开封成功召开!论坛由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联合主办,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及海外的百余名经济地理学者聚集一堂,共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论争与研究动向

“嵌入”是理解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以及全球/跨区生产网络互动耦合过程和机理的有效理论工具。自“嵌入”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来,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存在“被动”与“主动”的论争,对嵌入效应也存在积极与负面两种不同观点。通过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主要动因、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区域效应等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不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意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都是其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嵌入过程受承接地条件、转移企业特质的双重影响;嵌入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为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提供了“区位机会窗口”。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今后需在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一是构建一个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与绩效的定量研究;三是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相互影响研究;四是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双向嵌入”研究。     

基于POI数据的郑州市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服务于居民的文化设施兴趣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演变,并从宏观的空间形态和微观的集聚中心2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影剧院5类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数据引入居民行为因素探究对文化设施空间形态的影响,并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的方向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① 10 a来郑州市文化设施增长迅猛,由传统文化形式占优势转变为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占优势;② 不同类文化设施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各类文化设施的集聚特征与其自身特点和城市实际发展情况相关。③ 居民可支配时间、消费习惯、居民文化水平等居民群体因素对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且不同因素对不同类文化设施的影响大小有较大差别。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方向的建议：① 加强市区东北部和东南部文化设施建设;② 多注重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类设施的建设,迎合居民逐渐转变的精神与价值观趋向;③ 尝试文化设施的综合性布局和多用途开发;④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综合考量不同居民群体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程度和类型。     

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

用城市流来描述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用城市流强度来表征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强弱。城市流强度与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具有强相关性。通过对全国地级以上286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的计算和结构分析,发现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具有如下特征:城市对外服务能力高度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城市第三产业的对外服务占主导,而50~100万人的城市制造业的对外服务表现突出;东部三大城市群集中了我国城市流强度将近一半的份额,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深圳组成了全国性的三大对外服务中心;东部地区的对外服务总量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