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基于图聚类神经网络的江西省山洪灾害危险性区划研究

目前山洪灾害区划中常用的传统聚类方法大多仅考虑区划基础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很少考虑基础空间单元的结构信息。该文同时考虑区划基础空间单元的属性和结构特征,提出基于图聚类神经网络的山洪灾害危险性区划方法,以江西省小流域为区划的基础空间单元,构建图聚类神经网络模型,根据聚类有效性指标确定最佳聚类数,并通过碎屑图斑合并获得16个山洪灾害危险性同质性区域,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和江西省历史山洪灾害点数据对区划结果进行验证和评价。结果显示：基于图聚类神经网络模型的江西省山洪灾害危险性区划结果与历史山洪灾害点的地理探测器q值达0.792,比传统的K-means和Ward聚类方法分别提高了0.386和0.104,能较好地刻画江西省山洪灾害危险性的空间分异格局。通过融合属性和结构特征有助于提升区划效果,可为江西省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管理措施提供辅助决策,同时也可为其他自然地理区划提供新的方法参考。     

中国地貌区划理论与分区体系研究

区划和类型是地貌学研究的两大核心内容。中国地貌区划已有诸多划分方案,比较而言,各种方案存在遴选指标不一、确定等级较少、反映特征各异、划分结果不同、成图尺度较小等不足。应中国地理国情普查等国家专项任务的需求,对较大尺度、多级地貌区划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梳理中国地貌区划的理论,包括板块构造与地貌圈特征、地貌形态与内外营力体系、地貌形态的类型组合与区域分异的基础上,基于2013年提出的中国地貌二级区划的新方案,归纳了全国多级地貌区划分的原则,提出了基于“大区—地区—区—亚区—小区”的全国五级地貌等级分区方案,建立了“大地构造控制下的地势阶梯特征—>区域宏观形态类型组合—>内外营力及基本形态类型组合—>区域内形态类型组合—>区域微地貌形态组合”的五级地貌分区指标体系,提出了五级地貌区划体系的命名规则和编码方式,构建了基于多源数据进行多级地貌区划单元精确定位的技术与方法,完成了全国1:25万尺度五级地貌区的划分,包括6个一级大区、36个二级地区、136个三级区、331个四级亚区、1500多个五级小区,并建立了全国地貌区划数据库。该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区域地貌学的发展、基于地貌区划的应用研究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分布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类型房地产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其他房地产业”的规律特征;②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空间尺度分异特征,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和集聚尺度却存在差异;③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分布的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沿西湖或钱塘江南部周围区域,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热点集聚区分布等级和规模数量却有所差异;④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是影响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区位选择的有效因素。     

地理时空三向聚类分析方法的构建与实践

随着地理数据获取能力的不断提升,地理数据体量呈指数增长,数据种类、数据性质更加多元化。对数据的有效甄别和归类成为理解地理现象时空特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的关键。传统聚类方法面临数据体量大、维数高、质量差的挑战,加之对地理空间与时间关联分析的需求,对聚类方法改进和提升研究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本文介绍了从单向到三向聚类构建思路的变革。单向聚类是仅在样本或属性方向上进行聚类,易忽视非常相似的局部特征、易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错误。双向聚类是基于数据矩阵内元素值的相似性,形成一个子矩阵分割方案,使子矩阵内元素相似度尽可能高,子矩阵间元素相似度尽可能低,从而实现行列两方向的同时聚类,避免了单向聚类的不足。鉴于双向聚类难以满足地理研究超出双向的解译需求,本文提出并研发了一个全新的三向聚类方法,给出了运用该方法开展地理时空格局过程探测的流程,总结了如何根据研究涉及的“空间—时间—尺度—属性”构建三维数据体;最后,展示了三向聚类的地理实践案例。结果表明：① 三向聚类是一种大数据时代探测地理数据时空分异规律的有效方法,可以解决数据维度高、质量低等问题;② 面对不同的地理问题,三向聚类在算法层面上是通用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根据不同问题涉及的空间、时间、尺度、属性的不同,构建不同的数据体;不同数据体聚类得到的不同结果回答不同的地理问题;③ 三向聚类可以实现地理数据的时空分异规律多方向、多尺度、多层次的联合解译,揭示地理特征时空尺度叠加效应。最后,论文强调根据地理问题组织数据的重要性,期待未来能够提升三向聚类在多空间尺度、多属性方面的地理研究实践。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地理学视角下土地利用/覆被分类发展探讨

随着对地观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地理大数据时代正在到来,其多尺度、长时序、多模态等海量“超”覆盖数据为土地利用/覆被（Land Use/Land Cover, 简称LULC）分类及变化检测带来巨大的机遇,支撑着新时代人、地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认知和实践。然而,多数地理学者认为地理学基本原理与核心思想并未因为大数据的到来而发生本质性变化。所以,从地理学基本原理角度理解LULC分类的发展,尤其在地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方向,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为此,本文从区域、尺度、综合三方面的地理学基本原理视角将LULC分类技术的发展划分为地球观测数据匮乏阶段、人类行为数据融合阶段以及地理大数据“超”覆盖阶段分别探讨分析,以期主动把握LULC分类技术及应用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在地球观测数据匮乏阶段,LULC分类多以类型还不丰富的遥感数据源,在空间分辨率较低的像元尺度上,进行以地表覆被状态为主的分类;发展到人类行为数据融合阶段,LULC分类在城市区域率先出现了对地观测数据和人类行为数据相融合,在街区尺度上进行以空间功能异质性划分、识别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分类;在地理大数据“超”覆盖阶段,LULC分类将实现多尺度协同、面向全空间的功能异质性划分,并在主体功能的基础上融合“社会-经济-自然”多维定量属性,本文称之为“空间场景”。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为地理大数据时代LULC分类的新技术发展和新产品应用提供有益启示。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江苏省耕地细碎化评价与土地整治分区研究

在明确耕地细碎化内涵空间尺度特征的基础上,从资源规模性、空间集聚性和生产便利性3方面构建耕地细碎化空间测度体系,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开展了省域尺度耕地细碎化多维评价及相应的土地整治协同探讨。研究表明：① 江苏省资源规模属性值总体偏低,呈现苏北-苏中-苏南逐级递减的分异格局;空间集聚属性值总体较高,但区域差异明显,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徐淮平原及里下河平原地区;利用便利属性值总体呈现与资源规模及集聚状况相反的格局特征,苏南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两极分化明显,地域差异较大;② 在乡镇尺度对各分维属性进行耦合形成江苏省耕地细碎化指数,省域尺度下该指数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增加的格局特征,表现为北部的低值聚集区和西南部的高值聚集区;③ 基于区域耕地细碎化不同属性特征的层次组合特点,全省可划分为利用提升区、集约归并区、设施改造区、规模流转区、资源优配区和综合整治区6种类型分区,据此提出不同分区土地整治的主要整治方向及关键问题。     

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空间格局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 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 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城市网络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研究

开展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是全局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并指导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相关研究仍较滞后。本文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网络的角度,结合已有地理区划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设计了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法,基于中国357个城市间2017—2019年的专利合作关系数据,研制了一套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案。研究认为,将网络空间拓扑关系与地理空间位置关系相结合,借助空间邻接约束下的层次聚类与以模块度为依据的图分割技术,可以得到内部联系紧密且占据一定连续地表的区划结果,是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和二值与加权网络分区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个一级区和20个二级区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参考方案,将中国大致划分为北方、南方、东部、西部4个科技创新功能板块,每个板块包含4~6个二级功能区。这一方案的分区边界与省级行政边界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可为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科技创新统筹管理提供辅助参考。建议未来依托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与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盐城开发空间区划及其思考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这是新时期传统区划理论和方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一次重要创新。作者认为: 主体功能区划主要在于解决区域问题, 用科学发展观协调区域发展。 因此, 功能区区划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文章通过盐城沿海开发空间区划实例进行功能区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首先, 综合经济区划。运用传统的综合经济区划理论与方法进行经济区划分, 大致确定不同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布局方向; 其次, 控制开发区划。 综合考虑上述综合经济区的功能, 景观生态体系建设需要, 土地利用现状、辐射沙洲分布、近海海域污染、海港分布、水源保护地以及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等, 确定相关的禁止开 发区和限制开发区; 第三, 开发潜力区划。以乡镇为基本单元, 运用多因子分析方法, 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强度、未来发展潜力3 个主因子进行开发潜力区划; 最后, 在上述三个区划的基础上, 进行主体功能区划。文章也认为: 主体功能区实质是一种区域发展政策区, 其区划也只是一种纯粹的区域划分, 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三规”分立走向“三规”合一的空间平台。     

云南省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灾害区划研究

水土流失是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头号环境问题和重要自然灾害。选取8个指标,运用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了云 南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灾害区划,将该流域划分为3个水土流失灾害区、9个水土流失灾害亚区,揭示了该流域水土 流失灾害状况的地域差异性,为因地制宜地制定水土流失灾害防治规划及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区际价值链协作的网络特征与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基于增加值分解和复杂网络的分析

利用增加值分解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区际价值链协作网络,考察区际价值链协作的网络特点与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区际价值链协作存在显著的网络特点,显示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各地区的网络中心性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且该差异在不断缩小,而工业化水平等是引起节点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节点聚类和社区划分的结果发现,中国区际价值链协作网络存在3~4个网络社区,地区间的局部网络互动显著;且各网络社区内部的节点地区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毗邻与地理成片,特别是上海等8个地区在网络中的局部互动最为稳定。     

中国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农业地域格局取决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要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伴随着这些要素的长期变化而产生时空演化和区域分异,由此奠定了综合农业区划的科学基础。本文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战略,剖析了现代农业发展环境的时空转变及其动态特征,建立了农业自然要素与农业地域功能耦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和定性评判综合手段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农业区划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全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该方案包括15个农业一级区、53个农业二级区,并与1981年农业综合区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揭示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为新时期加快各地区现代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促进地理学综合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时空特征分析

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GIS技术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起伏发展．两极分化显现；（2）在空间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以西北部为中心，向东南递减的核心圈层结构；（3）经济发展现状水平与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呈明显的相关性，现状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一般都较高。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成因，从区域发展战略、资源条件、区位、投资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揭示，最后提出了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疆公路自然区划探讨

新疆自然条件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水、热地带性差异明显,公路建设遇到的问题较多。在广泛收集资料和野外调查基础上,利用GIS技术进行公路自然区划。通过区域自然环境和公路分布特点,与公路一、二级自然区划问题分析,提出异同性、地方性和实用性等区划原则,采用自上而下细分、自下而上合并和GIS制图的方法,进行公路三级区域划分,结果是将新疆公路自然区域划分为20区及7个副区。各区公路建设的自然条件不同。鉴于自然条件复杂性及公路建设问题多样性,建议利用三级区划结果进一步划分公路建设工程的自然条件类型,使区划成果应用价值得到进一步提高。     

云南金省沙江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区划研究

滑坡泥石流灾害区划是自然灾害区划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选取11个指标,运用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了云南金沙江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区划,将该流域划分为3个滑坡泥石流灾害区、9个滑坡泥石流灾害亚区,揭示了该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地域差异性,为因地制宜地制定滑坡泥石流灾害防治规划及减灾防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Soil indicators for eco-geographic regionalization: A case study in mid-temperate zone of eastern China

Eco-geographic regional system is formed by division or combination of natural features based on geographic relativity and comparison of major ecosystem factors (including biological and non-biological) and geographic zonality. In previous studies, soil types were often taken as a basis for soil regionalization.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indicators are fitter than the qualitative ones of soil types for modern regionalization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second China’s national soil survey data and the provincial soil resource information, by principal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ropriate soil indicators as the complement of eco-geographic region indicator system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soil indicators and soil types in region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ve indicators are used in eco-geographic zonality in mid-temperate zone of eastern China which are organic matter content,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pH, clay content and bulk density in topsoils. With a regression-kriging approach, the maps of soil indicators in mid-temperate zone of eastern China are compiled with a resolution of 1 km in every grid and the indicative meanings of these soil indicators are discussed. By cluster analysis it is proved that these soil indicators are better than the soil types and soil regionalization in delineating eco-geographic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