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与仿生模型构建——以南海诸岛地名为例

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保留,为了延续南海蓝色地名文化,以南海诸岛地名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在建立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编码信息链和基因谱系的基础上,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DNA双螺旋仿生模型。研究发现：(1)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类似于时空演化下的“遗传”优势,表现为基因信息链上自然类基因与人文类基因的融合,凸显中国多元文化基因的优势;(2)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呈现独特的“琼人俗名”根性四维,印证了南海渔民在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不断发展进程中海洋文化的赓续;(3)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长时性遗传形DNA、暂时性变异形DNA和韧性复合形DNA,显示了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母链DNA在遗传和表达上“名从主人”的原则。本文研究可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和存储,以及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与安全提供理论借鉴。     

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测算与分析

当前南海局势极其严峻,域内国家加强争端岛屿管控,加紧攫取资源,加快扩军步伐;域外大国积极介入,意图遏制我国崛起。南海地区正成为全球新的角力场。通过构建数学模型,从历史与现状两大视角出发,测算出大国对南海周边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对比分析了当前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科学地评估了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为正确判断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提供决策辅助。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化与态势评估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区域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南海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重要战略区域和亚洲最重要的国际地缘问题区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修正引力模型等方法,从贸易、投资、旅游等视角切入探究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态势。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合作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突出,域内出口贸易网络呈现以中国为核心,老挝、文莱和柬埔寨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网络结构特征。② 域外国家对南海周边区域的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但投资规模的两极化差异态势较为明显,投资区位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扩散转变态势。③ 域外国家入境旅游流持续增长,旅游网络由中国为单一核心演变为中国和泰国为双核心的网络结构,旅游目的地日趋多元化。④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有所降低,但与东盟9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升;虽然以美日为代表的域外国家逐渐减弱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地缘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仍然呈现以中国为核心,以泰国和新加坡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     

南海问题的大周边地缘环境

南海的西沙、南沙等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今海洋国土存在重大争议,南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紧张的水域之一,南海周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缘环境也越来越为复杂。本文以南海问题为切入点,基于南海地理区位中的要素联系对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环境进行探讨。结果得出:南海问题是涉及多元利益和跨国机构关联的复杂问题,南海周边是一个包含域内争端国家、域外干涉国家和具有复杂组织机构关联的"大"周边,南海周边地缘环境是超出地理毗邻的"大"地缘环境,中国南海的维权维稳势必要在域内双边地缘环境、域外多边地缘环境、国际多元多边地缘环境等构成的大周边地缘环境下做出战略决策。     

南海实现和谐之路

中国最早发现和开发利用南海及其诸岛,南海之名始见于周朝,距今3 000多年,至秦汉时,已开发南海至印度洋的航运和商贸事业。南海诸岛和南海部分海域属于中国领土和海疆,标示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中为断续国界线。南海周边国家关系历来大多处于和谐状态,其中秦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和明朝郑和船队下西洋为其中显著发展的和谐时段。而自中世纪以来,域外强国侵入南海,使南海区域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严重不和谐状态。其中,15―19世纪,欧美殖民主义者侵占南海周边各国。20世纪上半叶,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占中国南海诸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吞占了整个南海区域;20世纪下半叶,法国和美国相继挑起印度支那战争和越南战争。南海周边部分国家霸占中国南海诸岛许多岛礁,并在其上建筑和扩建机场及港口,扩军备,分割其海疆并掠夺其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必须开展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尤其是加强国防建设,在南海诸岛建设海空军基地,才能保护中国南海油气和渔业资源的开发和运输畅通,并尽早收回全部岛礁主权,使南海周边国家愿意“共同开发”,创造和谐的南海。     

中国周边海洋地缘关系发展态势探析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如何营造良好的海洋地缘环境和应对海洋地缘关系中不断演变的冲突和争端,直接关系到一国在海洋地缘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是海陆兼备、邻国众多、海洋地缘关系复杂的海洋大国。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全面走向海洋并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基于地缘政治理论,分别从黄海、东海、南海和日本海出发,侧重从时空层面探讨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地缘关系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分析其发展态势,最后提出中国周边海洋地缘战略,为我国的海洋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事件数据的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演化分析

结合研究期内热点地缘事件,利用GDELT数据库中新闻事件数、平均语调值及戈登斯坦分值分析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时序演化,并根据合作和冲突事件探讨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1997—202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南海仲裁案”的结束成为整个时期内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分别以2009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将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划分为特征差异显著的3个阶段。2）在第一阶段（1997—2008年）,各国保持稳定关注,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地缘关系相对缓和平稳;到第二阶段（2009—2015年）,稳定与不安因素此消彼长,地缘关系动荡,消极态势初显;进入第三阶段（2016—2020年）,各国间仍保持高位关注,但争端对抗充斥不断,地缘关系亟需维护缓和。3）中国在前个两阶段主要扮演合作与冲突事件接受国角色,从第三阶段起发起的合作事件明显增多,节点加权出入度显著增大;而中国、美国、越南和菲律宾在网络结构中相对活跃,尤其在冲突平均网络中经历了“中―美―越”到“中―菲―美―越”再到“中―菲―美”小团体组合过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区域中与他国联系有所下降;文莱以接受合作或冲突事件为主,与他国地缘关系稳定。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基于变量与变量关系的解析

纵观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格局的转换总是伴随着大国的兴衰交替、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和权利的失衡与平衡,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变的动力机制所致,这种机制对当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与演化依然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采用一种机制的视角,以机制及机制间的变量关系解析为主要途径,来研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划分为一个核心机制、两个子机制和两个辅助机制。其中,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志,将其确定为演变的核心机制。大国兴衰和大国地缘战略关系的质变是引起力量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将二者确定为核心机制的子机制。资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将其作为辅助机制进行研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分机制间的耦合关系,得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环境研究

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全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不断加剧。地处中东的约旦河是世界上跨境水冲突最严重的河流。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数量占全球总量的1/5,战争性跨境水冲突数量占同级别总量的2/3。本文以地缘价值、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为模块构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地缘环境分析框架,考察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化及其形成的地缘机制。研究发现,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目标集中于水资源战略要地,且按水资源地“主要→核心→次要”空间转移;跨境水冲突事件在时序上呈现从以色列争夺水权为主向域内阿拉伯国家讨还水权为主演化;跨境水冲突地缘体结构中以色列主动发起的跨境水冲突占六成多,域内阿拉伯国家和域外地缘体发起的各约占二成。基于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约旦河流域区位的地缘价值吸引域外大国直接介入,促成跨境水冲突向有利于美国—以色列利益的方向发展;域内地缘体的“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强于“水量”竞争地缘关系,对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具有强化作用;以色列作为约旦河地缘结构中的水霸权,对该流域跨境水冲突的基本态势和时空分布格局具有主导作用。     

论南海海洋治理——基于墨家哲学在新型国际关系上的嵌入

立足于中国哲学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视角,通过解构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问题,对比分析百家争鸣中墨家哲学对南海治理的价值作用,针对南海海洋治理提取墨家哲学的理念要点,尝试构建墨家哲学在南海海洋治理上的实践指导体系,研究表明：1）域内治理目标的不清晰和治理保障的不落地,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共同造成南海海洋治理的困境。2）南海海洋治理以自然海洋与人文海洋的统一为治理客体,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需要国家主体间的协同治理。3）从墨家哲学中提取1个核心要点、3个指导要义和4个关键要素,应用于南海海洋治理。在战略功能上以“兼爱非攻”和“义利一体”为价值取向,打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局限,以“功利主义”和“志功合一”为行为标准,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在实操路径上,要嵌入墨家哲学的“法”要素,以规范和标准为牵引,并嵌入墨家哲学的“求”“节”“巧”要素,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渔民习用地名

分析了现行南海诸岛海地名的4个主要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渔民习用地名的采用；阐述了南海诸岛渔民习用地名的来历，指出记载南海诸岛渔民习用地名最多的，是海南岛渔民手抄的航海针经书《更路簿》以及有关单位的《调查报告》；探明了海南岛渔民对南海诸岛珊瑚礁的分类及其名称的现代含义；考释了南海诸岛各具体岛礁的渔民习用地名所反映的地理特征；论证了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在地名学上和维护领土主权上的意义。     

东海问题的周边地缘环境解析

摘要：文章以东海问题的地“源”、地“原”为切入点,基于东海问题的地缘环境基础要素,从“地”-主体、“缘”-关联、“地缘”-主体关联的思维角度将东海周边的地缘环境结构划分为地缘主体（东海）、主体关联（域内争端国家）、区际主体关联（域外干涉国家）三种地理空间结构,对处于复杂国际关联体系之中的东海周边地缘环境作探索分析。结论如下：①从地缘主体来看,东海对于中日两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政治、经济意义;东海问题不仅包含海域划界问题,也包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并且涉及的利益关联国家与地区较多,地缘环境相当复杂;②从主体关联来看,东海问题不仅仅是中日争端的问题,还牵涉到众多国家、集团、组织结构等“地缘”因素的相互博弈;中日在东海争端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冷”“暖”期徘徊却没有实质性进展。③从区际主体关联来看,美国是东海问题的主要干涉国家。美国为实现其“亚太战略”及利益,将其世界影响力牢牢嵌入到东海地缘环境中,严重威胁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海洋权益的维护。     

南海制图的中美对比分析——基于批判制图学视角

运用文本分析,从中美关于南海制图的特点及差异着手,探讨了中美制图所表达的南海领域化过程以及地图对于领域化实践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美制图中南海海域范围、岛礁地名及海疆边界表达的演变,是国家权力影响制图的表现。2）中美南海制图差异源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求：中国通过制图（再）领域化,对内加强南海海域管控,强化国民海权意识,对外宣示南海主权;美国通过制图（去）再领域化,强调南海的公海和多国属性。3）地图作为领域化工具,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南海故事,也能清晰表达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水域拥有主权的一贯和明确立场。应从地图维权、地图创新、地图宣传等方面加强对南海的领域化表达,使地图在南海海洋国土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

利用全球新闻媒体数据库对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的事件关注度和事件影响力进行测算,刻画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阶段演变特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不同阶段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网络特征及热点国家。研究发现：① 1991—2018年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演变划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2007年）平稳发展期,第二阶段（2008—2018年）跌宕发展期。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事件关注度总和及事件影响力总和逐渐提升,国家间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② 区域内不同阶段的突出热点国家由中美、中日和日韩朝逐渐演变为中美两国;③ 美国是中国同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首要影响国家,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周边海洋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态势呈现出阶段式的影响特征。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Constru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beyond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Vernacularizing geographical,geopolitical and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territory

During the 2010s,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became a geopolitical flashpoint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aracels and Spratlys. China envisioned its transformation of coral reefs into military bases and island cities as an SCS ‘green construction’ proje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SCS is discursively construed and practically constructed as maritime national territory, by mobilizing fishing legacies and extending state limits through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rhetoric.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China, I show that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is a hierarchical process that intermittently co-opts and excludes local populations to advance the state's territorial ambitions, which are anchored in geographical, geopolitical and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Yet, I also show that in this process, the SCS emerges as spaces of vernacularized political claims. Thus, I argue that territory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control but also vernacular practice through which universalizing discourses— whether o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gime, sovereignty or nature—are adapted and modified.     

Linguistics,geography, and the potential of Australian island toponymies

Australian placenam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documenting toponymic histories and issues of concern mainly for placename taxonomy and etymology. Language-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not been of great interest to Australian toponymists.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iction of island places on their toponymy. It considers whether or not island locations breed ‘insular toponymies’ or placename histories inaccessible and not readily accessible to outsider researchers. The case studies are Norfolk Island, South Pacific, and Dudley Peninsula, South Australia, two island environments within political Australi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egree of insularity of the toponymies of the two island environments is driven more by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n linguistic elements. The results put forward several ways in which geographers, linguists, historians, toponymists, and Australian studies scholars could work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to better understand Australian island pl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