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主要森林群落凋落物碳储量及其空间分布

基于2 km×2 km的UTM网格对东莞市不同的森林群落类型进行了详细调查,以研究森林凋落物的碳储量及其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天然林凋落物碳储量显著高于人工林;不同森林类型的凋落物碳储量之间差异极显著,其碳密度大小依次为:湿地松-阔叶混交林>相思林>马尾松-杉木林>荷木林>桉树林>杉木-阔叶混交林>马尾松-阔叶混交林>荔枝-龙眼林>青皮竹林.针叶林的单位凋落物碳含量最大,占59%,大于阔叶林;相思林和荷木林单位凋落物碳含量仅次于马尾松-杉木针叶林.不同的经营措施对森林凋落物碳储量有显著的影响,经封山育林的林分凋落物碳储量最大.坡位对凋落物碳储量也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坡位的降低,森林凋落物现存量和碳密度随之降低.东莞市森林凋落物碳密度为4.25±0.15 t/hm2,凋落物碳储量总量为0.23±0.008 Mt.凋落物的碳储量动态直接关系到土壤碳储库,采取合适的经营措施,减少人为干扰造成的凋落物的流失,最终对于提高本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碳库会有积极作用.     

基于FORCCHN的未来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模拟

以东北森林为研究对象,应用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收支模型FORCCHN,模拟该区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未来可能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 2003~2049年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可能仍将具有明显碳汇功能,但强度呈下降趋势;土壤碳储量的变化趋势是从增长到饱和然后逐渐降低的过程,植被碳储量则基本上随时间变化呈逐渐增长趋势。空间上,该区土壤碳储量都有不同程度增加或降低,但植被碳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土壤碳储量可能在植被碳储量之前得到饱和,因而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的降低主要是由土壤碳储量的减少造成的,而植被碳的增加将会在一定时间内减缓这一过程。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碳储量 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六次森林清查资料, 结合森林生物量实测数据, 采用分树种、分龄组的生物量—蓄积 拟合关系, 估算了中国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森林植被碳储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我国六次森 林资源清查中森林的植被总碳储量分别为3.8488PgC、3.6960PgC、3.759PgC、4.1138PgC、 4.6563PgC 和5.5064PgC, 虽然存在一定的波动现象, 但总体增长趋势明显, 尤其是80 年代以来, 植被碳储量净增加1.8104PgC, 平均每年以0.0823PgC 的速率增加, 这表明80 年代以来我国森林 植被一直起着明显的CO₂ 汇的作用。从碳密度的变化看, 70 年代以来我国森林植被平均碳密度 增长了3.001Mgha ^-1, 其中幼龄林与中龄林碳密度分别增长5.2871Mgha ^-1 和0.6022 Mgha ^{-1<,sup>, 而成 熟林碳密度却降低了0.7581Mgha -1, 可见中国森林植被的碳汇功能主要来自于人工林的贡献, 而 且随着幼龄林、中龄林碳储量和碳密度的增长, 中国森林植被的碳汇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我国森 林植被碳储量和碳密度空间差异显著, 森林植被碳库主要集中于东北和西南地区, 平均碳密度以 西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为大, 中国森林植被碳储量和碳密度的这种空间分布规律与人类活动对 森林的干扰强度密切相关。}     

喀斯特峡谷型流域主要生态系统的碳分布——以晴隆孟寨流域为例

通过对晴隆孟寨流域乔木、灌木和草本层的调查,结合生物量回归方程式和土壤有机质数据,测算峡谷型喀斯特几种植被植物层、土壤层、枯落物层的碳密度状况,分析不同植物类型的碳密度及碳分布特征,发现晴隆孟寨流域上游中游碳密度高于下游,陡坡顶部的碳密度缓坡顶部,陡坡中部碳密度缓坡中部,陡坡部分顶部碳密度底部中部,缓坡部分顶部碳密度中部底部,主要的几种植被平均植物层碳密度在2.01~64.83 t/hm2,与全国其他地区植被层碳密度相比表现为低生物量、低碳密度。土壤碳密度在整个碳密度中贡献最大,在58.16~154.13 t/hm2。自然生态系统(山地)土壤碳密度虽然较低,但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枯落物层的碳贮量对整个生态系统碳贮量的贡献不大,均低于5%。喀斯特峡谷地区土壤薄、砾石含量大是较其他地区碳密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选择不同的植被类型和不同的森林管理方式,是治理该地区石漠化的关键。     

土地利用方式对荒漠草地生物量分配及碳密度的影响

草地生态系统群落生物量的分配模式对于研究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循环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内蒙古荒漠草地群落生物量垂直分配格局,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着手探讨群落生物量不同成层性分配规律并估算荒漠草地生物量碳密度。结果表明:(1)人工灌溉草地灌木层生物量明显高于放牧和原生草地,草本层生物量表现出灌溉草地>原生草地>放牧草地,而凋落物层表现出灌溉草地<放牧草地<原生草地,地上生物量集中在草本层(60%以上),地下0~10 cm生物量大于其他层生物量(P<0.05)。(2)灌木层生物量、草本层生物量、凋落物层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01);地下各层生物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P<0.0001);且灌溉草地与原生草地群落地上层生物量与地下层生物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5),故可以建立生物量成层性分配模型。(3)生物量碳密度原生草地<放牧草地<灌溉草地。     

西鄂尔多斯荒漠灌丛生态系统碳密度

为了估算西鄂尔多斯天然荒漠灌丛生态系统碳密度并揭示碳储量在不同层片（灌丛植株、草本层、枯落物层及土壤层）、器官间的分配规律,以该区5种优势荒漠灌丛（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golicus、霸王Zygophyllum xanthoxylum、四合木Tetraena mongolica、半日花Helianthemum songaricum和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群落为对象,测定了5种灌丛生态系统碳密度。结果表明：西鄂尔多斯5种荒漠灌丛生态系统碳密度40.28~55.51 t·hm^-2,其中土壤层碳密度占绝对优势（97.15%~98.51%）,为39.40~54.48 t·hm^-2,且在0~50 cm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植被层生物量密度垂直分布格局表现为灌丛层 > 草本层 > 枯落物层,灌丛层碳密度空间上表现为距离黄河越近碳密度越大（沙冬青和半日花灌丛生物量碳分别占各自植被层生物量密度的92.16%和62.42%）,而草本层碳密度表现出与之相反的规律;草本层根系生物量碳也是灌丛生态系统碳重要组成部分,碳密度8.41~38.29 g·m^-2,占植被层碳密度的5.36%~45.18%;除红砂灌丛外,灌丛草本层地下部分碳密度显著高于地上部分（P<0.05）;灌丛个体碳储量分布表现为枝条 > 根系 > 叶片,粗枝和粗根是单株灌丛碳储量的主要贡献者,且在灌丛种间差异显著（P<0.05）,根系生物量碳占植被层碳储量的20.00%~33.53%,叶片生物量碳占总植被层碳储量的2.02%~24.54%。     

南亚热带6种人工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特征

在中国亚热带地区,随着人工造林面积的增加,导致森林结构类型单一,针叶化现象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本研究通过分析亚热带地区6种不同树种人工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的差异,探讨树种如何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发现,不同树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与群落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木荷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最高,福建柏林土壤真菌与细菌比值显著高于其他树种,杉木和马尾松林土壤的革兰氏阳性菌与革兰氏阴性菌比值显著高于其他树种。冗余分析表明,凋落叶碳氮比、凋落叶木质素/氮,土壤总碳、碳氮比、pH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的主要环境因子。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树种人工林主要通过调控凋落叶质量和土壤碳、氮有效性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     

短期乔木林灌木林和草地演替的土壤剖面13C分布特征

以短期的植被更替如何影响土壤剖面的13C富集以及这些富集现象揭示的土壤碳循环机理为目的,采集云南省曲靖地区发生植被演替的山地土壤剖面5组,分别测定了稳定碳同位素比值(δ13C)、总有机碳含量(TOC)和碳密度,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短期植被改变(约10年)对土壤剖面中0~30 cm层的δ13C值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0~10 cm层土壤影响最大。灌木更替为森林和草地后土壤有机质的δ13C变化分别达2.28‰和5.08‰。30~50 cm层土壤δ13C值对植被改变不敏感,该层可以作为土壤剖面的基准剖面层。大气δ13C值变化不是森林土壤0~50 cm剖面层中13C随深度减小而富集的主要原因。10年间,植被从灌木演替为人工种植的麻栎乔木或从灌木植被退化为草本植被,0~30 cm层土壤剖面的有机碳密度改变量分别为2.30 kg/m2和-1.00 kg/m2。而植被从灌木到人工种植麻栎的碳密度改变率为0.230 kg/m2/a,这对改变山地土壤的碳密度、短期增加碳储量具有重要意义。δ13C在C3植被的短期演替过程中具有很好的辨识力,可以作为土壤碳库更替和碳循环的研究工具。     

西双版纳不同复合农林模式橡胶林碳储量及固碳潜力

以新垦植橡胶林、成熟橡胶林、高海拔橡胶林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人为固碳增汇管理,比较三种复合农林模式橡胶林与同条件下橡胶纯林的植被碳储量及其未来固碳潜力,并分析三种复合农林橡胶林土壤碳储量。植被生物量碳储量通过各类增汇植物的生物量回归模型、热带树种生物量通用模型、异速生长模型进行拟合预测;土壤碳储量通过土壤剖面分层采样(0~10 cm,10~20 cm,20~30 cm,30~50 cm,50~100 cm)进行估算。研究显示:1.复合农林橡胶林现存生物量碳储量为1.19~52.89 t/hm~2,10 a后固碳潜力为1.28~106.08 t/hm~2,20 a后固碳潜力为2.23~233.89 t/hm~2;2.林下添加增汇植物后土壤碳储量显著高于橡胶林,新垦植模式中,橡胶+大叶千斤拔土壤碳储量比橡胶林增加54.95 t/hm~2;成熟橡胶林模式中,橡胶+大叶千斤拔土壤碳储量比橡胶林增加35.58t/hm~2,橡胶+可可土壤碳储量比橡胶林增加4.33 t/hm~2。结果表明:构建复合农林橡胶林可总体提高橡胶林植被碳储量及固碳潜力,提高土壤碳储量,但增汇植物种类、种植密度、生长速度不同,固碳潜力大小不一。     

阿尔泰山南坡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分布特征和储量估算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有机碳库是重要的碳库之一,对于研究全球碳循环和温室效应有重要影响。通过野外实地采样和室内分析,按照0~10 cm、10~20 cm、20~30 cm、30~40 cm、40~50 cm、50~100 cm的土壤分层方法,综合分析了阿尔泰山南坡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分布特征,并估算了该地区的有机碳储量。结果表明:(1)在阿尔泰山南坡土壤有机碳密度随海拔梯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海拔在500~2 400 m之间,土壤有机碳密度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2 400~3 000 m之间,出现下降趋势;(2)土壤有机碳密度在0~100 cm土壤层内呈递减趋势,且不同土层有机碳密度的变异程度不同;在土壤各个土层深度,9种土壤类型的有机碳密度均有显著差异(p0.05);(3)研究区域0~100 cm有机碳储量为0.477 4 Pg,各土壤类型储量差异显著(p0.05),亚高山草甸土的储量最多,山地灰色针叶林土次之,储量最少的出现在高山寒冻土和棕钙土;其中0~30 cm层土壤有机碳储量为0.225 Pg,占总储量的44.13%。研究结果为估算不同土壤类型土壤有机碳密度,以及分析碳源碳汇提供了数据参考,并对进一步研究此地区碳循环具有一定意义。     

基于 FAREAST 模型的青海云杉中-幼龄林生物量 碳沿海拔梯度分布特征

为预测未来青海云杉在不同海拔梯度上的分布范围，基于 FAREAST 模型，对祁连山西部、 中部和东部 3 个站点的青海云衫（Picea crassifolia）中-幼龄林（0～60 a）生物量碳的海拔分布特征进 行模拟。结果表明：（1）在同一站点，青海云杉幼苗幼树生物量碳在中间海拔分布最多，集中在海 拔 2 800～3 100 m 之间，此范围以外，生物量碳随之减少。（2）不同站点比较，青海云杉幼苗幼树平 均生物量碳在祁连山中部最高，达到 27.48 ± 5.51 t·C·hm-2，其次为东部的 24.56 ± 3.50 t·C·hm-2 和 西部的 23.80 ± 2.07 t·C·hm-2。（3）青海云杉幼苗幼树分布的海拔范围约在 2 500～3 400 m 之间，但 不同站点间存在差异。模拟得出，祁连山区青海云杉幼苗幼树生物量碳分布存在最佳海拔区间 2 800～3 100 m，高于或低于该区间时，青海云杉的生长和更新过程将会受到限制。祁连山中部青 海云杉幼苗幼树生物量碳高于东部和西部，表明中部是青海云杉生长和潜在分布的最佳区域，导 致东、西部区域更新较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而西部山区则可能 更易受干旱胁迫的影响。     

Soil organic carbon pools in alpine to nival zon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4400–5300 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o accurately estimate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storage in upper alpine to nival zon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 inventoried SOC pools in 0–0.3 m profil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4400–5300 m asl). We also studied vegetation properties and decomposition activity along the gradient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SOC storage. The vegetation cover and belowground root biomass showed a gradual increased with altitude, reaching a peak in the upper alpine zone at 4800–4950 m before decreasing in the nival zone at 5200–5300 m.Decomposition activity was invariant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except in the nival zone. SOC pools at lower sites were relatively small (2.6 kg C m⁻² at 4400 m), but increased sharply with altitude, reaching a peak in the upper alpine zone (4950 m; 13.7 kg C m⁻²) before decreasing (1.0 kg C m⁻² at 5300 m) with altitude in the nival zone. SOC pool varied greatly within individual alpine meadows by a factor of five or more, as did bulk density, partly due to the effect of grazing. Inventory data for both carbon density and bulk density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in alpine ecosystems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in estimating global tundra SOC storage.     

气候变化、火干扰与生态系统碳循环

 随着全球变暖的日益显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火干扰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干扰过程是对碳的再分配过程,因而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碳循环产生重要影响。气候变化、火干扰与生态系统碳循环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循环关系,正确认识气候变化与火干扰的复杂关系及双向反馈作用,以及火干扰在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作用,这对制定科学合理的火干扰管理策略,提高生态系统管理水平,减少碳排放,促进碳增汇,减缓全球变化速率均有重要意义。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气候变化、火干扰与生态系统碳循环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气候变化与火干扰相互影响关系及双向反馈作用,分别从气候变化对火干扰的影响及火干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火干扰与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交互作用,分别从火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及模型方法在模拟火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影响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论述火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及其定量评价模型方法。目前火干扰直接碳排放的模型方法比较完善,而间接影响碳循环的模型方法并不成熟,许多方法局限于定性描述,因此,应进一步探讨集成实地测量、遥感观测和模型模拟的跨尺度火干扰对碳循环的影响研究,注重尺度的转换问题。最后,提出了气候变暖背景下火干扰管理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Altitude pattern of carbon stocks in desert grasslands of an arid land region

For estimating the altitude-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arbon stocks in desert grasslands and analyzing the possible mechanism for this distribution, a detailed study was performed through a series of field vegetation surveys and soil samplings from 90 vegetation plots and 45 soil profiles at 9 sites of the Hexi Corridor region, Northwestern China. Aboveground, belowground, and litter-fall biomass-carbon stocks ranged from 43 to 109, 23 to 64, and 5 to 20 g/m2, with mean values of 80.82,44.91, and 12.15 g/m2, respectively. Soil-carbon stocks varied between 2.88 and 3.98 kg/m2, with a mean value of 3.43 kg/m2 in the 0–100-cm soil layer. Both biomass-and soil-carbon stocks ha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corresponding to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oil-carbon stock and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with further better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and biomass-carbon stocks, and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Furthermore, soil carbon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silt and-clay conte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bulk density and the volume percent of gravel.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variations in soil texture and climate condition we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ltitudinal pattern of carbon stocks in this desert-grassland ecosystem. Thus, by using the linear-regression functions between altitude and carbon stocks, approximately 4.18 Tg carbon were predicted from the 1,260 km2 of desert grasslands in the study area.     

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对侵蚀退化生态系统碳贮量的影响比较

本研究以严重侵蚀退化马尾松林为研究对象,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2种措施对退化地进行修复,监测恢复前后生态系统碳贮量变化。结果表明: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后生态系统总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2.78和4.87倍,其中,植被层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14.30和30.87倍,土壤层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1.85和2.78倍。生态系统内土壤碳的恢复速率落后于植被。2种不同恢复措施相比,人工促进恢复的生态系统碳吸存速率显著快于自然恢复(P0.01),人工促进恢复后生态系统碳吸存速率是自然恢复的2.17倍,其中植被和土壤的吸存速率也分别是自然恢复的2.26倍和2.09倍。而且人工促进恢复后的退化系统,碳库在乔木层各器官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健康生态系统的分配方式,系统功能和结构更加稳定,有利于系统后期恢复。因此,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紧迫性和长期性考虑,采取积极的人工促进恢复措施能维持退化系统快速、持续恢复。     

雅鲁藏布江流域植被格局与NDVI分布的空间响应

雅鲁藏布江流域海拔高差约达7 000 m,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植被格局空间变化显著.笔者基于1:100万植被类型图、SPOT_VEGETATION NDVI数据集和数字高程模型(DEM),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提取与定量分析了流域主要植被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海拔梯度、气候条件变化探讨了流域植被格局与NDVI空间变化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 雅鲁藏布江流域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阔叶林、灌丛、荒漠、草原、草丛、草甸、高山植被等11个植被型组,21个植被型,其中米林宽谷的植被型最多,自下游至上游的山南宽谷、日喀则宽谷及马泉河宽谷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植被类型多样性总体呈下降趋势.(2) 随着海拔的增加,植被型组和植被型的个数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以海拔3000～4 000 m和4 000～5 000 m最多,流域植被格局的垂直地带性显著.(3) 流域植被格局与NDVI变化表现出较好的空间一致性.针叶林、阔叶林和草丛等3个植被型组的NDVI值均以10-12月最大,其余8个植被型组的NDVI值均以7-9月最大、1-3月最小.海拔3 000 m是流域尺度植被格局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黄土丘陵区坡面尺度上不同植被格局下植物群落和土壤性质研究

通过对黄土丘陵沟壑区陕西延安羊圈沟小流域坡面上退耕还林还草后形成的林地(单一种植刺槐人工林)、草地(单一的撂荒草地)、草地-林地-草地(上坡位和下坡位撂荒草地,中坡位种植刺槐人工林)及林地-草地-林地(上坡位和下坡位种植刺槐人工林,中坡位为撂荒草地)四种不同的植被格局下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的研究,旨在揭示植被恢复过程中,坡面上植被不同的空间配置模式对植物物种的组成及土壤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4种植被格局下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以单一的撂荒草地坡面最高,人工林的种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恢复,但整个灌木和草本的群落结构4种植被格局之间均未达到极不相似水平.土壤有机碳及总氮含量均以坡面上草地-林地-草地的空间配置格局最高且有机碳存在显著差异,而撂荒草地则在土壤水分的保持及改善土壤pH值上优于其他3种植被格局.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植物碳贮量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利用中国第四次(1989~1993年)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指出中国森林植被的总碳贮量和碳密度分别为 3 778.1Tg(1Tg = 10¹² g)和41.321 Mg/hm²(1 Mg= 10⁶ g),其分布很不均衡,东北和西南各省的碳贮量和碳密度较大。中国森林碳贮量约占世界的1.1%,森林碳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森林以中、幼龄林为主,占80%以上,表明中国森林植被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对全球碳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标准系数法定量分析了气候因子对森林植被碳贮量的影响程度,指出气温对森林植被碳贮量的贡献大于降水。     

1980s-2010s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有机碳库的主体,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区域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情况及其碳源/汇功能仍然不清楚。利用中国1980s （1979-1985年）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同时收集整理2010s（2004-2014年）已发表的有关中国土壤有机碳储量（0~20 cm和0~100 cm）的文献数据,综合评估了1980s-2010s中国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情况,并分析森林、草地、农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土壤碳源/汇功能;同时结合现有的中国植被碳储量变化研究,进一步探讨了1980s-2010s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汇效应。研究发现：① 1980s-2010s中国土壤（0~100 cm）有机碳储量净增长3.04±1.65 Pg C,增长速率为0.101±0.055 Pg C yr^-1,其中表层土壤（0~20 cm）的碳汇效应明显;② 森林土壤是固碳主体,净增长2.52±0.77 Pg C,而草地和农田土壤增长有限,分别为0.40±0.78和0.07±0.31 Pg C;③ 湿地有机碳储量净减少0.76±0.29 Pg C;④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较强,总碳汇量相当于同期（1980-2009年）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排放CO₂总量的14.85%~27.79%。随着中国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的进一步保护、恢复和重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碳汇潜力,在未来全球碳平衡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Vegetation patterns and diversity along an altitudinal and a grazing gradient in the Jabal al Akhdar mountain range of northern Oman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s of grazing on vegetation composition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e aim of this study therefore was to analyse the vegetatio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open woodlands along an altitudinal and a grazing gradient in the Jabal al Akhdar mountain range of Oman.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vegetation structure, grazing damage and sever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were investigated for 62 samples using a nested plot design.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and a Canonical Variate Analysis (CVA) were used to define vegetation types and to identify underlying environmental gradi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diversity was analysed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a main-effects ANOVA. The plant species richness followed a unimodal distribution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species at the intermediate altitudinal belt. The cluster analysis led to five vegetation groups: The Sideroxylon mascatense–Dodonaea viscosa group on grazed and the Olea europaea–Fingerhuthia africana group on ungrazed plateau sites at 2000 m a.s.l., the Ziziphus spina-christi–Nerium oleander group at wadi sites and the Moringa peregrina–Pteropyrum scoparium group at 1200 m a.s.l, and the Acacia gerrardii–Leucas inflata group at 1700 m a.s.l. The CVA indicated a clear distinction of the groups obtained by the agglomerative cluster analysis. The landform, altitude and grazing intensity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lusters. Overgrazing of the studied rangeland is an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 whereas the plant composition at ungrazed sites pointed to a relatively fast and high regeneration potential of the local veg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