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京津冀区域治理是伴随三地协作发展的进程,从政府层面的管制转向各利益主体协调治理,从自上而下的竞争合作转向上下结合的协同合作的一系列有效应对举措。经过30多年的努力,学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自1984年以来相关区域的研究,尝试从时空维度厘清京津冀区域治理的研究脉络及其变化,剖析目前京津冀区域治理所涉及的治理模式、协调体系、以及形成的发展策略,为改进和提高京津冀区域治理效果提供参考。京津冀协同治理过程是学术界与政府的互动融合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居主导地位。未来将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评价和文化、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方面得到深化和细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序言

<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提供示范和样本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促进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     

京津冀土地承载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协同发展与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要素。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指标要素,构建由人均建设用地、规划人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人均耕地、人口密度、单位土地产出和土地利用率6项指标构成的京津冀土地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法与GIS空间分析进行京津冀土地承载力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研究表明:1)京津冀土地承载状态分为良好状态、一般状态、警戒状态和危机状态4个级别,空间分布上呈点状分散与带状聚集的分布特征;2)在京津冀经济发展快速与建设需求旺盛的环渤海地区、京津走廊、冀中南区域等均具有较好的土地承载状态;3)通过推进京津冀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统筹与协调配置,实施建设用地规模管理与空间管制机制,强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可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土地资源需求。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明确要求,论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模型、结构、问题、机制以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随着大城市边缘区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城乡空间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在治理结构上,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逐渐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治理问题上,多元主体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资源争夺造成物质空间混杂、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权力不均衡3个方面问题。从机制角度分析,多元主体遵循各自的空间治理需求和逻辑对大城市边缘区实施相应的治理机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优化路径。最后,总结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治理问题—治理机制—路径优化”递进式研究框架,以完善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协作式环境管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应用——以跨界河治理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城乡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如下：① 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多元主体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过程;② 通过“举措—效能—目标”体系,构建了刚性与弹性结合、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交互、空间权属与空间组织叠加的乡村空间“物质—组织—权属”综合治理分析框架;③ 多级尺度互联互通（区域—村域—地块）的乡村空间治理特征有利于完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④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多种手段并施、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共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融合,细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乡村善治和生态治理;⑤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和行动策略,构建新型村庄运营模式和组织机制,为落实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条件。     

京津冀存在“集聚阴影”吗——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战略提出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学术依据。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更大。未来应实现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

跨省都市圈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单元,如何处理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空间经济整合是当前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辨析城市群、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跨省都市圈的概念,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必须具备的6个基本条件。借助"行政区经济"理论,分析了当今限制中国跨省都市圈空间整合的瓶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制,极大地制约着跨都市圈经济的区域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下,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或政府管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跨省都市圈内部存在的行政分割问题。根据西方较为流行的"治理"理论,提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空间整合新思路,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构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基本框架体系,主要包括: ①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的现代区域治理理念体系;②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③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市场经济体系;④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社会体系;⑤跨省都市圈现代城际合作体系。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增长特征及其解释

根据1990年和2000年相关资料,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数量增长和密度增长的特征加以分析,利用人口初始规模、区位条件、经济因素3类变量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都市圈133个区县人1:3增长及其差异进行解释.计量回归结果发现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是造成都市圈内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一个地区如果平均高程较低,人均GDP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发展较好、增长较快,接近中心城市、市场潜力较大,则人口相应增长较快.模型同样推导出,区位条件和经济因素都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     

1985~2007年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过程分析

从商品市场一体化角度评价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选取1985~2007年间京津冀三省市九类主要商品相对价格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相对价格理论的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3年间,京津冀区域市场的整合水平呈现"平稳-起伏-平稳"的变动趋势,但总体看,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趋于提高;相邻省市的市场一体化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内部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京-津、京-冀和津-冀三个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不一致,其主导位序由强变弱依次为京-津、京-冀、津-冀;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还表明,20世纪末以来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发展较快,且状态平稳。     

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和辽中南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组织开始从单体型城市的简单形态,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诸多城市和地区相互交融形成的都市圈的复杂形态转变。大上海、大北京、大广州、大沈阳等大都市圈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同时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一些区域性都市圈和地方性都市圈也在逐渐形成。以这些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施都市圈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正确引导都市圈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为我国21世纪都市圈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的理论框架与研究重点

“流空间”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打破了传统的资源配置逻辑、重构区域关系并驱使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化组织形成,区域发展更加强调“合作”“互惠”与“共栖”。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表现形态,都市圈一体化也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流空间与网络化的背景下,建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都市圈一体化理论框架以探究其一体化的特征、效应和机理,是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本研究基于共生网络视角,初步建构了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理论模型,并讨论了都市圈一体化的研究重点。研究认为：(1)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包含经济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和生态空间等多领域的实体设施网络和虚拟关系网络,具备共生系统和复杂网络的双重属性,同时符合城市体系的组织特征和演化规律,反映都市圈一体化的组织作用机制、演化方向和规律。(2)共生网络形成机制、共生网络效益生成机制和共生网络系统演化机制是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基本的运行机制,体现都市圈一体化的内在必然联系。(3)对都市圈一体化的网络化特征的总结,正向、负向效应的全面梳理,不同阶段内生、外生和网络驱动机理的解析,以及跨界网络关系治理路径的探讨等都是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探索建构都市圈一...     

中国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职能分工及互补性的比较研究

围绕核心城市组织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都市圈功能整合、和谐运作,发挥其空间组织优势的关键,而良好的区域分工往往以城市间职能的互补性为基础。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应用SPSS生成点聚图并计算反映职能互补性的统计量——总惯性,对1997年和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体系特征、格局以及职能互补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0 a间各都市圈以服务业职能为主的一般化职能开始分化,高端服务业职能逐步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并且向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集中。工业制造业职能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都市圈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在珠三角都市圈刚好相反。同时,工业制造业职能的分工格局在三大都市圈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分工体系特征反映出三大都市圈不同的分工格局,京津冀、珠三角表现出双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而长三角则是单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对核心城市职能互补性的分析显示,京津冀潜在的职能互补性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高的,但是由于产业梯度过大、区域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互补性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