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转型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利用2000—2016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以及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效应及其差异,明确城镇化的转型能否促进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结果表明:2000—2009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明显两极分化,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10—2016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显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城镇收入差距仍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转为负向,具有微弱缩小作用;东部地区经济高度集聚形成的扩散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各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中国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检验——以青海省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问题长期存在,已经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构想,如何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值得认真研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在时间序列因果关系检验方面有很多优点,有助于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用它来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论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作为考察对象,以青海省为例对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时间序列的协整性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青海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城乡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实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策略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驱动力分析——以琼海市为例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人口剧增、基础服务设施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美好蓝图。以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城镇化建设过程及成效,并以潭门镇、博鳌镇和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为案例,提炼出3种不同类型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分析其特征及驱动力,为海南省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河南省信阳市城镇化特征与主要问题研究

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是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瓶颈因素之一。通过调查、分析河南省欠发达地区信阳市城镇化特征与主要问题发现,由于政策、经济等因素影响,信阳市属于河南省城镇化低值、低质地区之列,市辖各县区城镇化差异明显;信阳市城镇化存在二、三产业提升城镇化能力不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以及城镇基础设施普遍短缺等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很大挑战。     

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与生态化研究——以河南信阳市为例

文章以河南信阳市为例,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和科学发展的理念,运用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生态学等理论,从国家宏观生态政策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入手,全面分析了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了"城镇生态化"概念;揭示了在我国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生态化是方向、城镇化是手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并阐述了生态化和城市(镇)化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对中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动力使其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城镇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差距较大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空间分布较密但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城市集中程度较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稀疏,但人均拥有城市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偏小,城乡发展差距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

2018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64520元（将近10000美元）。世界各国发展历程和区域发展差距倒“U”字型曲线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将步入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转向缩小的拐点区段。本文讨论了1978年以来拐点发生前40年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① 处于发展上游（前8位最发达的省区）和下游（后8位欠发达省区）省区人均GDP的差距从1978年的407元增加到2018年的53817元;② 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外向型经济、非公有经济的拉动下,呈顺时针方向发生旋转,中国东南地区成为经济加速集聚的区域;③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四大核心区域为顶点、相邻区域的连线为边界合围成的菱形结构,其GDP占全国比重稳定在75%左右。2020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应进入演变的拐点,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则是从非高质量的区域发展向高质量区域发展的转变。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效益持续增长过程中,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将相向基本同步的增长过程,并呈现出因地域功能不同而分异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模式。未来30年,按照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要求,应把重点城市化地区、相对欠发达地区、重要安全保障区等三类区域以及区域间互动关系等为调控和优化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重点,而建立以主体功能区划—战略—规划—制度为统领的空间治理体系,将成为调控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基本保障。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的动态演变研究

基于国情和现实发展,对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指数模型,综合测度了2000~2009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之于城镇人口、GDP、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税收、产业就业非农化以及社会非农化的非协调性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趋势和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最后就如何协调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提出调控对策与优化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整体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但整体效益水平还有待提高;非协调性分类及其演化以相对协调型和滞后型为主,且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演变机理分析表明资源要素禀赋与区域差异、国家宏观调控、体制制约、历史遗留和行政区划调整是造成非协调性的主要原因;最后从体制环境改革、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和区级财政转移支付视角提出优化调控对策。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基于DEA-ESDA的河南省入境旅游效率区域差异研究

科学评价旅游效率对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和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价值。采用DEA模型测度，研究了河南省2010～2015年18个地市旅游资源配置效率，利用ESDA对旅游效率的时空差异演变及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河南省旅游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较低，且低于纯技术效率，说明旅游资源的生产规模和投入产出不匹配，需要调整规模。（2）河南省北部地区的郑州、开封和洛阳的旅游效率较高，而河南省南部地区的南阳、信阳和平顶山的旅游效率较低，整体呈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3）河南省旅游效率高-高集聚的地区主要为郑州、焦作和新乡，2015年旅游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较小，集聚特征不显著的数量达到了77.78%以上。（4）在资本投入要素中，平顶山、南阳和信阳的调整幅度较大，分别需要减少20个、63个、21个星级饭店和34.754、18.020、11.859亿元的住宿和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劳动投入要素中，周口市、驻马店市和信阳市需要调整的幅度最大，分别需要减少27.077万人、23.028万人和19.850万人的住宿和餐饮业职工。（5）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信息技术和对外开放为河南省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因素，其中信息技术的影响作用最大，而交通条件和化为反向影响因素。     

撤县设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利用79个县（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平均而言,撤县设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8%;撤县设区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更好,而在非珠三角地区不稳定;撤县设区的政策红利具有时间滞后性,一般在第三、第四年才开始显现;此外,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后能够获得基建、规划、政策等的有力支持,增加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在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响应——基于2000~2015年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数据的分析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非协调性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紧张、且正处在加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落实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地区社会经济、居民生活以及资金短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城镇建设用地不仅是城镇人口城镇化、产业就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服务设施城镇化)的外在表征,更是一个国家(地区)资源使用效率、经济发展模式(集约抑或粗放)、社会公平公正(城镇基本服务设施的均等化)主要参考指标。故此,为了考查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性,该文借用非协调性指数模型、分别评价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城镇人口、GDP、地方财政税收、产业就业非农化以及社会非农化之间的非协调程度,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总体而言是比较协调的,从各单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来看,城镇建设用地投入至于各变量指标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超前、滞后和相对协调三种类型,其中上海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当前户籍管理体制的作用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超前发展(粗放式发展)。最后就如何推进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发展提供建议。     

国外乡村城市化研究的起源、进展与比较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对乡村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尔后国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西方发达国家、亚洲、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等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国外的乡村城市化研究的起源、进展进行分析总结和比较,对深化我国的乡村城市化研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本文从城市化基本定义出发,探讨了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两大经济载体之间流动的机制,指出农业容纳力与排斥力、城市吸引力与吸收力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并在对四个因素进行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均衡与非均衡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