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

自从1984年中国实施城市改革以来,城市土地市场和住房市场建立已经对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利用1998年北京街道一级调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区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和种族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土地利用强度在形成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家庭状况相关的流动人口状况也表现为非常强劲的影响。北京的社会区表明：土地利用强度分布呈同心圆模型,家庭分布形态具有扇形结构的特征;社会经济状态因子分布形态既表现了同心圆的特征,也具有扇形结构的特点;种族因子的空间分布形成了一种多核空间结构。     

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因子生态分析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因子生态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南京城市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外来人口因子、农业人口因子、城市住宅因子、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因子和城市失业人口因子五个;将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三圈层"结构:城市本地户口居民集中分布的老城区、在老城区渐进蔓延基础上形成的中间圈层、城市远郊区为主的外围圈层;圈层内部的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以"圈层＋扇形"的复合结构为主。     

省际边缘区的就业空间结构模式及动力机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缘区,通过对淮海经济区118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省际边缘区7种就业空间模式: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非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跳跃式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混合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母子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核心转移型就业空间模式、带状空间就业模式,并从边界、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4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转型期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1982～2000年)

以第3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了1982~2000年近20 a间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20 a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子、社会区类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1982年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简单,主要分布在一环以内,其中环城路(城墙遗址)内老城区的社会区高度同质,环城路与一环路之间的社会区呈扇形分布,形成以老城区为核心的"单核+扇形"模式;2000年城市社会区分异趋于复杂,社会空间重构显著。老城区的社会区分异显著,多个新的"飞地型"社会区出现,形成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圈层+扇形+飞地型"模式。最后从合肥省会效应、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工业化与市场驱动力、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形成机制。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

利用2011 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 个,即:① 少数民族人口,② 知识分子,③ 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 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 疆外流动人口,⑥ 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 类社会区,即:① 民族混居区,② 知识阶层聚居区,③ 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 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 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 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分析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与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商服与农业人口和公房住宅是形成转型期上海中心城社会区的5个主要因子。城区社会区可划分成6种类型:老年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高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区、单位公房居住带、人口导入的新建住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城市社会空间在整体的同心圆结构基础上呈现出与扇形、多核心结构的综合。并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旧城改造、户籍管理制度、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及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特征、模式与机制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特征、模式与机制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中部崛起具有战略意义,分析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有助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本文在改进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构建以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网络结构特性为核心的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和凝聚子群,以揭示其经济网络结构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整体网络密度处于中高水平,已经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网络;集群内小团体现象明显,一级层面形成了4 个凝聚子群,武汉都市圈和湖南环长株潭城市集群两子群内经济联动作用明显,但子群间经济影响较小,尤其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两个凝聚子群,其联系纽带尚有待加强;集群内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主的中心城市驱动周边城市联动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但吸收能力欠缺。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兴趣点（POI）和位置服务（LBS）的地理“大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尝试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武汉、南昌和长沙中心地位突出，城市群边缘形成片状活力“洼地”的空间格局；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低度耦合城市少，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城市较多；③高校资源、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程度4个因素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的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其协同-权衡关系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鄱阳湖地区生态足迹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英文）

本文采用生态足迹理论方法对鄱阳湖地区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抚州）1991-2010年生态足迹进行了测算,以生态足迹度量生态资源投入,与劳动力、资本一起作为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在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及三大产业对生态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1-2010年鄱阳湖地区6个城市生态足迹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其中化石能源地、耕地与草地的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影响较大;（2）生态资源、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地区性的差异,南昌、九江、新余和鹰潭属于资本主导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景德镇和抚州属于劳动力主导型,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生态资源要素的贡献率在6个城市中均居于最后,说明生态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过低;（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但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水平都很低,说明鄱阳湖地区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较低,要素的使用属于粗放型,这不利于该区域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要求;（4）第一产业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最小,鄱阳湖地区各城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鄱阳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社会空间视角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工业化阶段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正面临着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多位一体的全面转型。选取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为案例,基于社会空间视角划分城市地域功能结构,构建社会-经济-空间多维因素的互动框架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科学转型。研究发现：淮南市社会空间包括6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的空间集聚和街区分布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不同街区的功能属性划分出5个空间功能组团,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团;居住、商业、生活服务组团; 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组团; 非矿点区域、乡村区域组团;经济新增长点培育、转型发展组团。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 “城”、“矿”功能的隔离与排斥,② 连绵型低收入农业空间的嵌入,③ 城市服务功能空间的紧缩,④ 煤炭开采与初加工的空间共位,⑤城市转型尚未形成规模与联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地域结构的形成原因及优化路径。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转型成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转型内涵,应用以综合赋权为基础的模糊物元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模型等评价方法,对2000~2012年中国城市经济转型成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12年中国经济转型低值地区发展速度提升较快,高值地区发展有减缓趋势,但整体呈现出较好的转型态势且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2005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取得成效并不显著。②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空间格局变化甚微。经济规模扩张度、结构优化度、发展持续度在空间上呈现正向变化,转型成效明显;经济效益提升度却呈现出正反向回旋式变化,说明转型中政府政策的实施存在时滞效应且转型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③ 城市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性基础因素奠定了城市经济转型的基础,提升性动力因素为其注入了活力,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当前经济转型现状,未来影响城市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内生发展能力和政策导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