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中国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物元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同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① 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波动增长的“W”型演化趋势。2013—2016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但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北部高、南部低;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变化;② 从全局来看,2013—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的特点,但集聚程度有逐渐下降的态势。从局部关联来看,各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分布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和省域间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省旅游生态安全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障碍度高于10%的障碍因子较多,主要的障碍因子有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烟尘排放、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等。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提升能力;同时还要注意旅游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协调性。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时空关联结构演变

基于1990、1994、2000、2005 和2009年公路网数据和经因子分析得到的县域城市综合实力指数,采用扩展的潜力模型测度县域潜力指数,运用时空自相关方法探讨珠三角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格局及其演变,并与空间关联格局对比及与交叉相关函数比较检验其准确性。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县域潜力总体上具正时空关联性,但关联程度不高,1994-2005年缓慢加强而2005-2009年趋于减弱。大多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相对稳定,且以正相关为主,但部分县市时空关联类型发生了明显转化。② 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类型分布差异及其变化明显,时空HH区分布于中部地带和东部的深圳—东莞地带,2000年后中部的时空HH区范围收缩至广—佛核心都市区;西部时空LL区连片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中南部2005年开始出现新的时空LL区,东部时空LL区范围1994-2000年扩大而后逐步收缩,2009年零星分布于东部边缘;时空异质区变化较剧烈。③ 三大地带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反差鲜明,东部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而西部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④ 时空自相关方法能有效挖掘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模式,比仅考虑空间效应的ESDA方法更能准确客观揭示县域潜力间的时空交互关系。     

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

通过构建包括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区域、地区2个层面分析了辽宁省旅游竞争力的格局。辽宁省三大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为：辽宁沿海经济带（7．98）〉全省平均（7．32）〉沈阳经济圈（7．03）〉辽西北（5．48）。从空间来看,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是“东强西弱,南强北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地区产业结构对辽宁地区旅游竞争力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作为第三产业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发展优势明显,而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对旅游业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中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时空态势演变与区域影响因素

运用锡尔指数、ESDA、质-量矩阵、Pearson 相关系数等方法,从时序演变、空间关联、质-量态势、区域影响因素4 个视角对近10 年我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① 我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整体呈提升态势,中部逐渐赶超东部,西部常年最低。② 省区间服务质量差异存在收敛趋势,地带内差异比重较高。东、中部服务质量势能差转换较好,差异在低值上表现出连续倒U型演变;西部差异高度震荡,服务质量势能差没有实现稳定、渐进式转换。③ 与入境旅游流及收入不同,多数年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未呈现显著全局空间自相关。④ 局部空间相关关系的波动主要由邻近省区一方跃迁造成,多为质量下降型;低值集聚区在西部扩大的同时,由西南内陆向南部沿海扩散。⑤ 东部高值集聚区比重较大,但显著程度降低;中部随着吉林的崛起,形成以其为中心的高值集聚区,显著程度超过长三角;西部形成滇-川、新-青-藏两大显著低值集聚区。⑥ 东部质-量态势最优,但出现数量型粗放发展趋势;中部质量发展好于数量;西部质-量态势日渐堪忧。各省区表现出9 种质-量态势演变类型。⑦ 入境旅游服务质量与接待设施、劳动力供给、经济生活水平等区域因素正向相关,与入境旅游收入及接待量相关关系不强。     

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关系,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综合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旅游竞争力重心呈集聚分布态势,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则随时间波动变化,大致位于旅游竞争力重心的西南方向;(2)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由东至西呈现出正向错位向负向错位逐渐过渡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区由东部沿海省域向中部省域延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特色旅游地与热门网红城市;(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导向、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格局。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更好地提高旅游专业化水平,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根据2004-2014年跨省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效率,全面分析了入境旅游发展效率的区域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效率较低,呈现低位小幅波动特征;东部、中部、西部的技术效率分别为0.65,0.49,0.4,中部效率为中间水平,技术效率东西差异明显;旅游资源品位、贸易开放度对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最明显,交通状况、外资开放度、产业环境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吉林省经济效率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吉林省2003~2013年经济效率差异和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经济发展总体效率相对较高,纯技术效率值较为稳定,规模效率值波动上升,处于规模收益持续递增阶段,规模效率始终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高于东部和西部;在分解效率方面,与综合效率大致相同,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东部和西部;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不同城市投入的资源水平存在差异,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由中部地区向东、西部扩张的空间格局。不同城市类型、城市规模对吉林省经济效率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工业基础和产业集聚、科技水平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吉林省经济效率空间格局的演化。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中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

 旅游知名度是游客旅游决策的主控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目的地获取潜在客源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从入境游客认知视角,在大样本入境游客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持下,运用Moran指数和相关性检验,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属性,其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类型与等级差异。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地域相邻高度相关;沿海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高度相关;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明显的类型或等级相关;国际焦点关注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认知与其它城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及其应用

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是必然而持久地,这深刻地影响着旅游者行为和旅游业进步,需要发展适宜的引力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和量度.长期以来,旅游引力模型在对空间阻尼的处理上类比牛顿型的幂函数衰减模式,难以克服一些固有缺陷,因此重新回到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就成为一种可能选择.本文即是基于威尔逊形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 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难以从整体上对模型的两个核心参数进行回归估计,本文首先从局部对收入弹性系数α进行回归估计,然后通过“口粒子模式法”和“出游量积分法”的引入和交互验证来确定空间阻尼系数β的合理取值.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 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 km.最后,本文从目的地供给视角计算了中国大陆分省区的旅游吸引力,从客源地需求视角计算了成都市到访游客的分省预期市场份额,这两个案例研究在取得一些有益发现的同时也表明威尔逊型旅游引力模型具有积极的应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中国省际入境旅游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关系

以中国省际入境旅游流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耦合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经济学理论揭示了2005年、2016年各省市“势-效”空间关系演化规律,并据此提出省际入境旅游与当地旅游经济间“势-效”空间关系优化的方式。研究发现：集散优势度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随时间变化发生冷热点迁移。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最具集散优势。旅游综合效率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两极分化现象显著,至2016年基本形成南北高低相间、东西高低分化的“S”型格局。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资源要素投入等因素影响,“势-效”耦合的空间关系不断调整。针对部分地区“势-效”关系存在失调,研究提出了失衡型、低水平协调型旅游地的协调机制与路径,促进“势-效”关系在空间上良性协同。     

高铁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以京沪高铁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得到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旅行时间、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地的交通通达性、旅游地的服务设施系统等4个指标;由此构建旅游需求—供给引力模型,测度高铁条件下主要因素对旅游者选择出游目的地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前客源地和旅游地的空间距离是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且起到出游阻力影响;而高铁开通后主要影响因素对选择出游目的地的作用程度发生很大变化,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对出游阻力影响变得很小,而旅游地的交通网络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高铁时代下旅游目的的地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在高铁条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要素体系,实现旅游地系统升级优化。     

入境旅游者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负面感知研究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升经济效益、促进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及宣传国家形象等综合功能。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对滞缓，本研究将试图从入境旅游者的角度出发，探寻阻碍和影响市场发展的因素。研究将基于外国游客的英文网络游记的内容进行分析，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分析游客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负面感知的来源，并研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游客负面感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文化差异的双面效应；第二，旅游服务和接待质量有待提高；第三，旅游产品和宣传信息的不对称。另外，游客的对中国旅游形象的负面感知主要来源于目的地社会、旅游企业和旅游吸引物，针对这三个层面，进一步提出改善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现状的对策和建议。     

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驱动机制

县域旅游是支撑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也是未来入境旅游发展的新方向,当下对县域入境旅游研究的缺失阻碍着对小尺度入境旅游地发展的认知和重视。以浙江省县域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变差函数模拟了浙江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进一步通过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测度了各县市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类型,并将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类型相嵌套,建立了四种时空跃迁驱动机制模式。结果表明：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一杭独大”特征显著,且空间自组织性逐年增强,区域入境旅游核心县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加,核心县市辐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局部方向;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整合性,县域类别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东南—西北区域的入境旅游落后县市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特征,常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波动性,岱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产业—结构驱动、经济—服务制约、贸易—产业驱动、区位—资源制约四种驱动模式呈现出自东北至西南逐渐由同向发展到同向制约的演化过程,此外四种模式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影响机理。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轨迹的演化

农民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旅游重心能综合反映旅游流网络的空间扩散和集聚特征。运用国内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流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旅游流向、移动距离模型,对农民旅游流的重心轨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隐含农民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双重心的内在联系特性,两种重心呈现“偏南-西南-东北-偏东”的演变轨迹,农民旅游客源地重心与目的地重心存在空间错位;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的移动幅度东西方向大于南北方向,2003-2004 年与2004-2005 年的重心移动距离尺度大于其他时期;其网络重心与经济收入、人口、入境旅游三项重心比较明显偏西南部,呈现客源地重心向东南部、目的地重心向东转北的发展趋势,农民旅游客源地出游力存在区域差异、目的地吸引力存在空间不平衡。本研究作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与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的基础工作,可为深化农民旅游市场开发以及预测旅游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     

基于区位分量的河南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以河南省入境旅游统计数据为样本,采用增加区位分量的偏移-份额模型,定量分析河南省境外客源市场变化及类型。结果显示:河南省入境旅游落后于毗邻省份,但在韩国、美国、香港等8个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除台湾、韩国、澳门以外的13个客源市场,河南省均具有专门化特征。依据区位分量与竞争分量,将客源市场划分为4种类型:①具有专门化和竞争优势;②具有专门化,但没有竞争优势;③不具有专门化,但有竞争优势;④不具有专门化,也没有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探讨河南省境外客源市场专门化与竞争战略。     

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省级旅游地角色研究

通过构建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结构对等性分析模型,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结构中各省级旅游地的功能地位进行分类、比较、定位,然后采用中心度分析指标,对各省级旅游地在旅游流互动关系中的功能角色进行量化分析,分析了形成此种功能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31个省级旅游地共可以分为4种角色类型,即全国旅游中枢、区域旅游枢纽、一般性旅游地、边缘性旅游地;(2)尽管每个省级旅游地的各类细化功能有强有弱,但同一角色类型在中心度指标上存在相同的模式特征;(3)中国入境旅游流结构中省级旅游地功能角色的差异主要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服务设施、对外联系度等方面,旅游资源和内部交通便捷度的影响较小。通过整体视角把握中国入境旅游流结构特征,对省级旅游地角色进行定位,为引导各省市入境旅游的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