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转型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利用2000—2016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以及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效应及其差异,明确城镇化的转型能否促进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结果表明:2000—2009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明显两极分化,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10—2016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显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城镇收入差距仍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转为负向,具有微弱缩小作用;东部地区经济高度集聚形成的扩散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各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淮海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时空格局

通过建立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耦合模型,深入分析了2000~2015年淮海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关系及时空异质性特征,发现:(1)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沿京沪和东陇海铁路呈轴线分布;(2)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3)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状态沿"勉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线路逐次提高。空间上,呈以徐州为中心,沿京沪、陇海形成"+"字区域格局。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耦合协调度未体现出一致性且不同城市的差异性显著。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效应分解及机制探析

依据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空间杜宾模型为基础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城镇化影响能耗强度的实际效应进行分析,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解析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当前城镇化对能耗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影响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直接效应不明显,而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阶段性效应及空间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

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总量优化、集约生产与提质增效有序并进的重要科学问题,动态把握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分析框架,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析中国2011—2019年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分异,空间扩散态势逐渐增强。(2)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的总体波动幅度小,空间整合性强;局部空间关联结构较为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3)科技创新、城镇化和交通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政府调控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人力资本则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强。     

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其与产业结构升级交互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30个省际地区生态效率，采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及泰尔指数分析不同地区生态效率差异情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间的交互效应与空间效应。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② 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及泰尔指数3个指标显示，东部地区省际间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且差异变化程度并没有显著改善，中部地区省际间生态效率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际间生态效率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③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互促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交互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及演变特征分析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 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 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省级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基于“三生”空间视角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严重、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低下等问题。为实现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基于"三生"功能的理念,构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子系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基于2012年中国内地省级截面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不高,在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生产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和生活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又高于西部地区;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揭示了2015年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与空间差异,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正态分布,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东部地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负偏态分布,中部地区呈正态分布,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小城镇规模、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显著正相关。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辖区内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形成机理

国家战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目前关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尺度、多维度综合分析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科学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9年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考察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借助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和长期转移趋势,并从结构视角探究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但增速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与西部、东北地区接近;中部地区呈现“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的分布格局。(2)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其中河南、湖北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整体及多数省份中高水平邻域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湖北、山西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3)结构视角下,中国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差异,内部差异来自协调与创新差异;结构优化、民生发展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