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① 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② 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③ 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潮汐性旅游流研究：概念框架与研究思路

旅游流是一种重要的旅游现象,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整体呈现出尺度多元、案例话题多样、大数据与精细化并重的研究态势,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技术方法层面或是基于案例话题层面的创新,误将旅游流视作了最终的科学问题与研究目标,旅游流基础理论研究亟待重新认识、强化和丰富。“黄金周”假日旅游流是一种受时间、空间、信息等多项条件制约的、特殊的短时高强度旅游流,休假时间的集中化促使部分景区客流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发过度旅游,旅游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应对和有效缓解“黄金周”带来的井喷效应、推进假日旅游的持续健康规范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论文以拥有品牌知名度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强吸引力旅游景区的假日旅游流潮汐涨落与进退现象为立论依据,对比自然界海洋潮汐现象,推演旅游流的潮汐运动理论,并从流动特性、空间过程、系统动力、尺度效应、能量特征、数字模拟等角度构建了潮汐性旅游流研究的系统体系结构。通过将复杂的假日旅游流流动现象提炼为精简的理论解释,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季节性研究瓶颈,有益于丰富和充实中国旅游流研究的基础理论,并为旅游景区的“黄金周”假日旅游流管理实践提供现实指导。     

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与理论提炼

胡焕庸线、“T”型模式以及双核结构,可归纳为“一线两轴双核”结构,是不同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对于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和理论提炼。胡焕庸线属于自然地理学地域分异规律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延伸和拓展,遵循的是均质区域的基本假设;“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则超越了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思路,遵循的是功能区域的基本假设。其中,“T”型模式是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从现象看,双核结构附属于“T”型开发模式,但后继研究实现了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化,完成了科学发现、机理分析、数学推导和实践应用的全过程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从理论层面而言,分别基于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假设的胡焕庸线和“T”型模式属于空间分异规律的分析结果,属于地理学中的个例性理论;双核结构则属于符合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显然,胡焕庸线、“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区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理学规律和理论提炼的国家;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可为区域空间结构规律的总结和人文地理学理论的提炼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角度的启迪。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跨境并购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利用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本文通过构建1997—2017年的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分析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拓扑特征及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波动发展,网络拓扑指标呈现阶段性,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跨境并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②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服从无标度分布;并购方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比被并购方更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减弱。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式结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北美与西欧双核主导向“全球三极”主导模式演变,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第三大核心。④ 世界各国（地区）在全球跨境并购网络中表现不一,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以及核心国家（地区）、活跃国家（地区）和潜力国家（地区）。⑤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参与跨境并购的活跃度较低。     

从《地理学报》看中国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基于文献计量方法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分别从成长趋势、关键词、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等不同侧面对《地理学报》创刊以来至2013年3月中旬刊载的4420篇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同时,基于地理学三分法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技术等主要分支研究以及地理总论进行探讨,旨在揭示代表中国地理学界最高学术水平的《地理学报》其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研究表明：①《地理学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地理学科最高学术水平的最新研究成果;②《地理学报》年发文量存在显著差异,其波动起伏与中国历史的大事件紧密相关;③《地理学报》虽为综合性期刊,但自然地理研究一直占绝大多数;④《地理学报》具有较为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老学者居多,需要进一步培养新的学科带头人;⑤《地理学报》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中国地理学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具有明显区域性。     

中国地理研究特点与态势——基于“四地”刊物高被引论文的分析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与数据挖掘的原理与方法,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以下简称“四地”或四刊)创刊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各刊被引量前500位的论文,从时间特征、位次特征、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所属地区等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地理研究的特点与态势。结果表明：①四刊论文贡献量的时间分布存在差异,但高被引论文年代区间集聚特征明显;②高被引论文同位次被引量变化曲线是比较期刊影响力的一种较好方法,四刊曲线均呈现负幂函数曲线衰减态势;③四刊论文作者个数及关键词个数变化整体上较为同步,论文数量随着作者数的增加而呈现“倒勺”变化,关键词个数总体上呈现“趋多避少”的态势;④关键词大类统计反映了四刊的关注重点与差异,核心词根统计揭示了研究焦点与学术支点,空间、城市、土地、变化、生态、中国、区域、旅游、环境、发展等词根出现频次最高;⑤入围量排名靠前的作者大多从事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一批领军人物和活跃研究者贡献突出且优势明显;⑥《地理学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在各自层面首位度明显。最后,从研究时效及结果解释力、中外研究数据统筹、学术贡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团队评价及中国地理研究均衡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指出了未来的努力方向。     

《地理学报》80年载文统计分析

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等为获取基本数据的工具,对《地理学报》1934-2013 年期间的载文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以展示《地理学报》80 年的载文状况及其学术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为地理学发展提供相关参考数据.     

从《地理学报》看80年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

《地理学报》发表的论文具有“高、精、特、实”的特点,评述《地理学报》的经济地理学论文可更加简洁地勾勒出经济地理学的整体“骨骼”。本文基于80年来《地理学报》发表的421篇经济地理论文,从论文数量、发展脉络、研究范式、面向国家需求、学科发展变化等方面梳理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总结了相关研究特点。论文统计表明,经济地理学研究不断发展,各学科发展很不均衡。呈现密切联系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从经济增长研究转向可持续发展研究、从与自然关系密切的要素研究转向人文要素的研究、研究领域从注重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领域等特征。分支学科发展侧重于区域、工业和农业,但交通、商业服务业、城市等也呈增长趋势。学术思想来源多元化、研究尺度多样化、研究方法定量化。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地理学呈现出紧密服务国家需求、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经济增长、侧重应用型研究的研究特点,但在微观研究、综合研究、理论凝炼方面逐步加强。     

30年来中国地理学综合学术期刊中人文地理学论文载文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实现了全面复兴。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对1980~2010年《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和《地理研究》3个中国地理学综合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献进行统计,以人文地理学论文为对象,分别从载文的时空特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梳理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并对后期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地理学报1984 ~ 2003年论文分析

通过对《 地理学报 》1984 ~ 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和引文的统计分析,展示我国地理科学20年来研究水平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地理科学研究者的地区、部门分布状况,从中了解地理科学工作者利用文献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确定了该刊核心作者、活跃作者群的数量和比例。文中从地理学科技论文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地理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     

基于《地理学报》创刊85年载文的中国西南地区之地理研究

西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现象一直为国内外地理学者所关注。通过对《地理学报》创刊以来85年间西南地区研究的载文分析,可以管窥其研究脉络,并予未来研究以启示。结果表明：① 232篇论文囊括了地理研究的若干主题,但以地貌、气象气候、综合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发文量最大,而城市、民族、交通、健康则关注较少;② 研究经历了传统区域研究、任务带学科、承上启下和多元化发展4个阶段;③ 论文在数量和内容上的阶段性变化,既受国家时事格局影响,也受地理学科研究范式发展变化影响;④ 《地理学报》有关西南地区的载文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无论是在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手段上,区域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诸多研究都站在了学术研究前沿,代表了学界对西南地理的研究情况;⑤ 但西南地理研究论文增长速度远赶不上《地理学报》载文量增长,外来研究机构占比很大,本土力量弱;相较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研究也少而弱。可见,西南地理研究当从新区域地理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地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边界的接触与冲突和区际的联系与竞争,继续成就西南地区重要的地理意义。     

《地理学报》80年载文分析

本文回顾并且评述了过去80年《地理学报》的载文历史,发现它刻画了中国地理学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即：1934-1948年的艰难探索的近现代地理学的形成阶段,1949-1966年的地理学发展中的科学化和应用化兴起阶段,1978-2000年的地理学繁荣的百花齐放阶段,2000年后的地理学自主创新突出的大发展阶段。《地理学报》当前的载文反映,中国地理学日益国际化,今后的发展是不仅需要融入世界地理学的发展,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引导国际地理学发展的期刊。     

《地理学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 ——-基于CSSCI 的统计分析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地理学报》(1934-2006 年) 载文被CSSCI 来源期刊在1998-2006 年期间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从论文被引用的角度来揭示《地理学报》载文在CSSCI 来源期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的影响力,并为地理学科的研究和进一步扩大《地理学报》的影响力提供参考数据。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

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跨境生态安全”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 Geographical 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