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型矿业城镇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以湖南省桂阳县为例

从分析桂阳县土地利用现状入手,结合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等状况,选取对区域土地利用影响较大的地质灾害、水环境、土壤侵蚀和生境等因素进行单因子生态敏感性分析,在GIS技术支持下运用多因子加权求和模型,对桂阳县土地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按生态敏感性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敏感区、生态弱敏感区和生态不敏感区。评价结果表明,生态敏感区和弱敏感区各占研究区的28.7﹪和41.6﹪,说明研究区土地生态敏感性总体上较高,生态风险较大。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桂阳县土地可持续利用建议,为其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经济布局提供参考。     

基于GIS的吴江东部地区生态敏感性分析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而生态敏感性区划是制定生态环境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文章借助GIS技术,选择有区域代表性的生态因子,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吴江东部地区的生态敏感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按生态敏感度的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5 级:极高敏感区、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并提出了分区保护与建设的建议,为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经济布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研究区的48.63%,说明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     

基于GIS的龙岩市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评价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对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大的评价因素,采用多因素加权叠加法,对龙岩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进行深入分析。按生态敏感度的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极度敏感区、高度敏感区、敏感区、不敏感区和很不敏感区5个不同类型区域,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的建议,为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参考信息。研究结果表明,龙岩市土地利用敏感区、高度敏感区和极敏感区面积共占全市的的53．56％,说明龙岩市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较高,应对全市作合理的主体功能区划。     

2017年苏州市典型湖泊的生态敏感性评价

根据最大熵原理,建立了最大熵模型,计算出9个环境因子对模型的贡献率,确定了对苏州市湿地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大的4个因子;利用该模型的输出结果,将环境因子对模型的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出生态敏感性指数,生成2017年苏州市生态敏感性指数分布图;对苏州市具有代表性的8处典型湖泊,进行生态不敏感、低敏感、中敏感、高敏感和极高敏感区划分,分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地表温度、景观开发强度指数、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道路密度是4个重要的生态敏感性因子;受人类活动影响,苏州市8处湖泊的生态敏感性存在差异;独墅湖位于城市中心,周边区域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频繁,整个湖泊只能划分为生态高敏感区和极高敏感区,而没有生态中、低和不敏感区,整体生态环境很差;漕湖、昆承湖、北麻漾和阳澄湖生态低敏感区所占比例较大;元荡、淀山湖和澄湖生态不敏感区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澄湖的生态不敏感区所占比例在8处湖泊中相对最大。     

城市生态敏感区生态经济建设对策研究

城市生态敏感区具有地理位置特殊、稳定性较低和资源利用多功能等特征,存在自然生境减少、农业、林业生产面积缩减、人为干扰加剧和健康发展的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生态经济问题。通过对城市生态敏感区生态经济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建立生态敏感区划分指标体系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和预警系统、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法规、建立完善相关生态补偿措施和提高公众生态意识等相应的生态经济调控对策,为城市生态敏感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探寻更为切实的建设思路。     

复杂地貌区域生态敏感区综合评价与保护对策--以钦州市为例

复杂地貌区域国土开发受生态环境因素影响较单一地貌地区更复杂,其境内生态敏感区类型较多,且空间分布比较杂乱,不同生态敏感区之间又相互影响。文章选择山、水、林、田、城互为镶嵌的广西钦州市作为案例城市,以小流域为评价单元,建立集“地”、“水”、“绿”三位于一体的评价体系,在遥感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将单因子定性分级和多因子空间叠加模型相结合,对整个区域的生态敏感区进行综合评价及分区。从研究结果来看,这种评价技术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些生态敏感区的综合分异规律,有助于当地政府在区域开发中制定更为科学的生态安全防范对策。     

生态环境敏感性及其管理对策——以庆阳市为例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而干旱、半干旱区更是面临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强不同生态敏感区的生态环境管理对策,以庆阳市为例,对土壤侵蚀敏感性、土壤沙漠化敏感性、水环境敏感性和生境敏感性进行了评价,并计算了生态敏感性综合指数,将庆阳市划分为生态环境不敏感区、中度敏感区、高度敏感区和极敏感区4个等级。并提出了不同敏感性区域的环境保护对策和产业调整方向,以作为庆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决策的依据。     

步云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价值研究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原理为标准,通过对保护区涵养水量、森林价值以及生态足迹三方面的研究和计算,系统分析了步云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功能,指出保护区在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的依据。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

生态服务价值作为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的重要依据,已被广泛用于各类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中。基于各生态系统的类型、面积及生态服务功能,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借助GIS等相关技术方法,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各生态系统的类型、面积、生态服务功能,通过计算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对各乡镇生态重要性进行评价是可行的;(2)研究区各乡镇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系统类型高度相关,主要取决于林地面积比;(3)研究区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与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的分布相一致,各乡镇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即与自然保护区及生态保护区的相对位置密切相关。     

湖南省涉水生态敏感区数据库的构建与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和野外实地调查湖南省重要涉水生态敏感区的类型、面积、河长和空间分布等基本情况,基于Arcgis软件构建湖南省涉水生态敏感区数据库,对湖南省涉水生态敏感区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涉水生态敏感区共166个,其中国家级水产种质保护区和国家级湿地公园数量分别占全省涉水生态敏感区总数的20%和17%;湘江、沅江和澧水涉水生态敏感区河长分别为2 053.8 km、1 542.84 km、1 301.27 km,分别占全省涉水生态敏感区总河长的33.38%、25.07%和21.15%。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3 126.65 km~2,涉及河长2 108.8 km,主要保护对象33种,其中沅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沅水鲮)、澧水源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资源保护区(大眼鳜、长吻鳜、鲁氏鳜、长须黄颡鱼、瓦氏黄颡鱼、光泽黄颡鱼等)和浏阳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花?)具有地域特有性。目前,湖南省已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生态敏感区保护体系,对长江流域乃至我国生态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独特作用。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新疆艾比湖生态脆弱区生态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以干旱区生态脆弱区新疆艾比湖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手段和生态经济学的方法,采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并参照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单位面积价值,探讨了艾比湖区域1990—2007年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0—2007年间,艾比湖区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程度呈增大趋势;1990,2001和2007年艾比湖区域生态服务价值分别为53.63,63.01和56.96亿元,呈波动性变化;研究区生态系统的服务性功能远大于生产性功能。2001—2007年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速度较快,作为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退化的趋势,需要加强管理,控制人类活动的影响强度。     

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的西双版纳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 709.56 km²,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in Protected Areas and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 Case Study of Sanya Coral Ree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China

The first step to defining the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and constructing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s to identify the stakeholders and clarify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s. Nature reserves are complex ecosystems involving nature,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re exist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welfare benefi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the private gains to be realized from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lso exist in a nature reserv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holders, involving the uti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economic interests. The introduction of tourism brings substantial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stakeholder benefit structure in a nature reser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ourism 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 is a process for redef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fit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it is also an essential wa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uses a case study of Sanya Coral Ree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keholders and analyze their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for defining basic attributes proposed by Mitchel and other scholars, in cases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keholders can be classified as definitive stakeholders, expectant stakeholders and latent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applies these classifications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se stakeholders and how these chan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nsation.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impact compensation has o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s can be analyzed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keholders can be modelled. This case study of the Sanya Coral Ree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llustrates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a new mechanism for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paper illustrates a method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with this national-level nature reserve.     

基于生态环境敏感性的山西吉县生态移民区划研究

黄土高原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区之一,黄土高原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山西吉县是黄土高原生态区的缩影,吉县的生态移民在迁移成因类型、安置模式等方面具有典型性.因此以吉县为研究对象进行生态移民县域区划研究,以土壤侵蚀敏感性、生境敏感性的结果为基础;通过叠加县域社会经济数据,以地域分异原则、综合性原则、主导因素原则为区划原则;采用遥感解译、野外调研、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生态移民区划.将区划体系分为移民迁入区、移民过渡区、潜在迁出区、重点迁出区4类.研究结论可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的生态移民宏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结合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物生产量,研究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① 1989-2014年,冰川面积增长27.63%,草地增长35.69%,水体减少55.43%,荒地减少13.81%,林地减少9.87%;1989-2002年的区域综合动态度为0.72%,2002-2014年的为0.62%。② 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为52.31×10⁸元/a,突出了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地位。在保护区11项生态服务功能中,水文调节和水资源供给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最高,食物和原料生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较低。③ 1989-2014年生态服务总价值量降低31.49%,其中冰川和草地的总价值量持续增长27.63%和35.70%,水体和荒地的持续减少55.43%和13.81%,林地的先减22.13%,后增15.75%。在价值构成比例上,1989年水体占主要地位,2014年冰川占主要地位。     

大城市地区生态保留地划分原则与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1990年代后期，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出现类似欧美城市的低密度蔓延趋势，造成农业用地和生态绿地急剧减少，破坏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文章通过对生态保留地含义及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生态保留地划分的原则和方法，并结合南京生态市规划实践提出生态保留地划分的一般流程及关键步骤，为我国同类大城市地域的非建设用地规划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苔藓植物的生态功能及在植被恢复与重建中的作用

苔藓植物由于形体微小,传统上被误认为缺乏经济价值而常被忽略。作者从CO₂的固定、水土保持和涵养水源、营养物质的循环与贮存和森林更新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苔藓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功能,对有关苔藓植物在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苔藓植物多样性与生态学研究的方向和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