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房价波动扩散等级传递效应研究

基于城市等级视角,借鉴物理学势能概念并结合我国房地产特点引申出房地产市场势能,包括价格势能、政策势能和信息势能,分析城市房价波动扩散“等级传递效应”形成机制。利用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在线性-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房价波动扩散具有方向性,由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传递,即城市房价波动扩散存在等级传递效应;低等级城市房价波动不能引起高等级城市房价波动,等级传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等级传递效应是从空间垂直维度刻画城市房价波动扩散特征,是对空间水平维度波纹效应的补充,二者结合能够更加立体深刻地揭示城市房价波动扩散规律。     

“产权区域”经济地理学外部性研究及其“中国化”

外部性是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现象的一个解释,现已成为人-地关系领域中用于揭示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等公共物品日益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但立足于抽象空间的理论基础使其在解决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时显得苍白无力。"真实地理空间"是由"产权区域"组成的具体地理空间,"产权区域"即经济行为主体,亦存在不受市场交易制度制约的外部作用和外部影响,即区域外部性,可以通过判断外部性的作用区域、作用方向、范围和空间格局,进而得到区域政策方面的成果,用于弥补经济学研究的不足。针对当前由于数据难以获取、考察手段缺乏而使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处于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可以以经济核心地发展的"地理扩散"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这是因为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空间格局和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地理扩散"为肌理,"产权区域"经济发展对其他"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亦可以通过相关要素的地理运动(核心地企业、服务功能、就业和发展机会等扩散)来予以考察,并据此就中国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基于"产权区域"开展经济地理学外部性研究及其"中国化",不仅为地理学区域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重新认识区域的"空间作用"、摈弃"区域相互作用"的思维模式以及支持增长极、核心-外围、点轴、区域管理和城市的"区域主义"等许多理论模式概念等提供了依据和实证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引起的房价变化时空扩散效应

从信号传递角度出发,研究土地出让事件冲击带来的房价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利用杭州2006年1月-2010年3月177宗住宅用地成交数据和251个新建商品住宅楼盘交易数据,借助GIS相关软件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引起房价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②房价变化以出让地块为中心往外扩散,呈现“波纹效应”;③房价变化具有“持续性”,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对房价的影响持续四个月,影响范围达3 km以上;④房价波动强度随时间推移和空间延伸不断渐弱。对此,政府应尽量保持地价平稳,规避地价信号所产生的市场波动风险。     

中国地理学会2013年华北地区学术年会在天津举行

中国地理学会2013年华北地区学术年会于9月15-17日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学术会议主题为"城市发展与区域环境演变"。会议主要宗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城市发展与区域演变的关系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城市发展与周边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区域环境演变、人口迁移和文化扩散等诸方面问题,为建成生态宜居城市以及促进各区域社会协调发展和环境良性演变献计献策。本次会议作为天津市学术科技月和中国地理学会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中国地理学会主办,天津市地理学会、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承办。会议筹备过程     

中国外卖O2O电子商务的空间扩散与渗透——兼论技术扩散假说与效率假说的适用性

基于“饿了么”网站获取中国287个地级市的外卖O2O（online to offline）数据,通过构建外卖O2O扩散指数和渗透指数来表征中国地级市外卖O2O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发育程度,从宏观尺度探究外卖O2O电子商务的空间发展逻辑,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中国外卖O2O电子商务扩散与渗透过程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梯度递减规律,大部分地区扩散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少数城市的扩散指数处于低等或高等水平,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渗透指数空间单极化现象明显,大部分地区渗透指数处于中低等水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等水平。② 外卖O2O扩散和渗透过程区域分异特征明显,扩散指数热点区范围较广,主要分布于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从平原热点区到高原冷点区逐渐过渡的空间格局;渗透指数热点区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城市,未在全国尺度形成大范围集聚。③ 外卖O2O高扩散-高渗透区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低扩散-低渗透区覆盖范围相对较广,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高扩散-低渗透区较为分散,其外卖O2O电子商务在实体商业的普及度和覆盖率虽然较高,但外卖O2O业态发育尚不成熟,未来市场潜力巨大。④ 中国外卖O2O电子商务空间扩散与渗透过程更契合技术扩散假说,高收入、高学历以及年轻化成为推动电子商务空间扩散和渗透的重要因素,而实体商业的低可达性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动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基于Agent的模拟

空间结构是区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空间交互过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在不同的道路交通系统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探索使区域平衡发展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从自上而下建模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基于Agent 的动态区域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中国的每个地级市都被定义为企业Agent,拥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Agent 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并在Wilson 空间吸引力模型的作用下在区域之间迁移。技术作用于劳动力之上,随劳动者的迁移而扩散。资本由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转移。模型中的道路交通线具有不同的权值,这意味着道路交通网是异质的。通过情景模拟,得到以下结论：在分级道路交通网的作用下,传统的中心-腹地扩散模式已不再适用。技术服从枢纽-网络结构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资本的流动也具有与技术扩散相似的过程和空间结构。交通条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发展,同时自然条件仍然起着空间锁定的作用。优惠的税率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空间锁定,有利于吸引劳动者迁移,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中国城市群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地理距离：网络外部性的视角

以往研究对于距离在网络外部性影响城市功能过程中的作用所知甚少,而且多关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对城市间竞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的负效应缺少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空间的视角,以城市群内的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例,建立一个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来揭示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网络外部性与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强度随着远离城市群核心城市而上升,互联网渗透率和列车网络中心度会显著地强化这一效应;②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随距离变化的机制在于竞争效应比协同效应对地理距离更加敏感,从而衰减更快,因而靠近核心城市的城市在生产性服务功能上遭受了“集聚阴影”,而远离核心城市的城市在功能上更多的受到了协同作用的支撑。本文结论为推进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面临的基础理论问题

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给地理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功能区不同于以往的差异区,是外部性视角下的产物,强调的是一个区域对于其他区域的作用,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提出了外部性定义下区域"空间作用"的特征,以区别于人们通常提到的"空间相互作用",也讨论了"相互作用"概念的模糊性.提出,对"地理运动"的考察可以证实外部性和空间作用,但是这个考察将遇到方法上的困难,因此成为主体功能区划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主体功能区划面临的另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划分不同空间规律作用下的区域边界,强调自然综合体的区域边界遵循的是区域分异规律,而经济发展空间过程遵循的是中心地理论,两者不能混淆."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容易忽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涉及地表生态环境与地下矿物资源的关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的问题是,主体功能区划的价值目标是要实现人口的合理配置.针对这个目标,从理论上讲,过去和现在形成的人口配置基本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地理格局,从实践上讲,迁移人口会遇到国际政治、国内就业机会、城市体制、民族地区等诸多障碍.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发展的负外部性

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年和2014年2个时点,通过分析各地级市市辖区、非市辖区的人口变化及二者相对变化情况判断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基于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内涵,构建涵盖房地产、环境、交通、教育、医疗及就业等方面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并分析其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城市发展仍然以增长为主,收缩城市及潜在收缩城市比例并不高,收缩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及西北地区,潜在收缩城市则集中分布于河南、湖南等中部人口大省及广西、贵州等省、自治区;② 收缩城市发展过程中其负外部性显著改善,尤其是处于稳定收缩阶段的绝对收缩城市最为明显,辐射式收缩城市次之,而处于收缩初始阶段的郊区化收缩城市则表现出两极分化特征;③ 大部分潜在收缩城市其负外部性有不同程度的加剧,且负外部性加剧的城市主要以湖南、河南的潜在收缩城市为主。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研究

针对中国人多地少, 且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 存在重实证轻理论, 重个案缺规律, 重特大、发达城市轻一般城市的不足,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着手, 构建非协调性评价体系, 并以2009 年中国24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对其扩展规律进行总结;然后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博弈、要素流集聚扩散及制度安排反馈视角讨论了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效率低下, 表现在区际功能匹配性差, 城市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内在“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低,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192, 其中大于1 的城市占26.42%,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城市的功能地位与铁路干线对其影响大, 呈现出地级市以上城市>地级市, 铁路干线城市>非铁路干线城市;通过机理分析揭示出, “产权区域”视角下的地方政府, 出于实现自身行为目标函数(政府绩效和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考虑, 而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下, 通过对要素流的做功而传导出来的制度反馈效应:现有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扩散冲动”;在政策建议部分, 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提出修改完善现有制度的建议。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码政策的空间扩散机制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范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自2020年2月,中国各地政府出于防控疫情蔓延和促进复工复产的目的,相继出台健康码政策,迄今已成为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和经验。本文通过对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市的健康码政策扩散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事件史分析,探究该项首创于地方政府的应急政策迅速扩散至全国范围的时空过程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 数字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优越的城市采取健康码政策的反应速度更快。② 邻近城市政府间的“学习”和“竞争”行为会提高健康码政策扩散速度,而省级政府的垂直指导压力所发挥的作用不显著。③ 政策企业家是加快健康码政策扩散的有力推手。④ 各市疫情状况以及与疫情热点地区的地理距离会对健康码政策扩散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健康码政策的扩散动因,为理解公共危机情境下应急政策的制定和扩散机制提供经验总结和政策启示。     

高铁新时代下中国铁路交通可达性分布格局及其均衡程度的研究

基于交通可达性指数对2009—2016年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整体上所有主要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均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范围上来看，无论时间可达性还是经济可达性，东部城市都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高铁建设导致经济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可达性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以各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但集聚外溢效应同样存在，这种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近邻地区，向周边中等规模以上城市扩展。这些现象说明我国区域间交通成本仅仅出现了中等程度的下降，由此导致区域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尚处在交通成本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倒U字曲线”的中前期阶段。     

Amenity value in post-industrial Chinese cities: the case of Nanjing

Many Chinese cities are in a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to post-industrial urban economies. In this proces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land use becomes polycentric and fragmented. More sophisticated models are needed to estimate the amenity effects of this complex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relative housing pric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ibility in Nanjing, China. This is achieved with a hedonic price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detailed spatial measures, geographical contingency, and a modified version of Alonso’s (1964)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 A crucial finding is that the effect of job accessibility on house price varies depending upon the specific sector of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to job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rvice sectors has strong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housing proximity to heavy industries has a spatially nonlinear effect: negative in close proximity, but positive at a larger distance. Second, when we control for job accessibility,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 has an added positive effect. Finally, neighborhood “quality” (defined in terms of nearby amenities) is also relevant, but far less than access to service employment.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Nanjing’s housing price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resid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n those with dominant price effects in Western cities.     

公路客流视域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集聚、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

借助公路客流大数据,研究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机理,以系统解析区域城市网络“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研究显示,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总体上呈现出区域性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公路客运联系的距离衰减和地理邻近分布特征很好体现了地理学的空间相关性,公路客运联系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和层级叠套现象则是地理学空间异质性分布规律的表征。对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进行省域尺度社区探测,出现类似省级行政区划的社区划分,更大区域尺度的社区探测则出现类似全国七大地理分区的空间划分,反映出公路客运交通联系的集聚特性是以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分布。随着区域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城市网络由西向东明显呈现出单中心到多中心、弱层级到多层级、少节点到多节点的渐进式空间演化过程。西北、东北、湖北、山西、江西、广西和云南等社区为“单中心、弱层级、少节点”的网络体系,广东、成渝和山东社区呈现“双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结构,沪苏皖社区则发育出最为成熟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城市网络体系。研究以空间换时间,将区域系统的城市网络演化过程划分为节点城市发育、地方中心增长、省...     

中国城市知识复杂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研究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且并非所有知识都具有相同价值。然而,经济地理学一直致力于计量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而忽视评估知识质量。为此,首先借鉴Hidalgo等的“双峰网络模型”构建了知识复杂性的测度模型,并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1986-2015年间的14349355条专利记录,依照122项专利分类识别中国城市的技术结构。将中国城市知识复杂性的分布、集聚特征和演化过程地图化,以探索知识的空间分布及其复杂性的关联。结果表明：① 具有最复杂技术结构的城市未必是那些专利申请率最高的城市,说明强调知识的数量与质量并重,有助于科学衡量中国知识的生产格局;② 知识复杂性在中国呈不均匀分布,其空间集聚显著,演化过程显示热点区域“南下”态势明显;③ 专利转移数据进一步证明,知识复杂性越高的城市,其知识的空间粘性越大,越不易流动,因此将区域知识结构从低复杂度转化为高复杂度将有助于地区重塑自身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