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理论范式

全球环境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自然灾害的增加,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面对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严峻形势,人类社会必须建设得足够强大,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风险。在提出“构筑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韧弹性的确切涵义,通过综合灾害防御、损害恢复和应急管控,诠释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内涵、组分和结构;建立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表征方法,评估案例区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状况;进而针对城乡差异设计建设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途径。依此,系统性地构建了包括概念—结构—指标—途径的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理论范式。建设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高度一致。研究旨在推动综合应对自然灾害风险,探索建设“更强、更安全、更持续”的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途径,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战略转变、实施“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九大工程”。     

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弹性城市评价——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随着各种“城市病”问题层出不断,以及重大公共事件突发的不确定性,弹性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利用熵值?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地区41个城市2003—2018年弹性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分析法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内各城市综合弹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基本形成沿长江、环杭州湾和浙南地区高水平弹性城市格局,但皖北、苏北等长江三角洲外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较低弹性水平;② 各城市弹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低?低”集聚于皖北、苏北地区,而湖州、宣城等市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③ 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的分布与变化特征相对一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水平较高,而研究区内的城市生态弹性水平普遍较低。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建设应着重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本底较好地区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维护,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生态学等的交叉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全面分析,界定了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总结了国内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和局限,指出国外研究在城市生态空间对居民福祉作用与机理,生态空间感知、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生态空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及其机理,生态空间治理方法与原理,公平理念指引下生态空间格局及其优化等5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空间分析、心理感知与社会调查等多方法的应用。基于国内研究局限,借鉴国外研究进展,提出中国城市生态空间应以居民福祉为核心,重视加强社会—生态空间的交互关系与机理研究,推进生态空间格局公平性及其规划模式研究,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的空间治理与优化调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人文—经济地理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国内外城市新区发展理论研究进展

基于梳理城市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国外城市新区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1）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以功能疏导和社会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新区的功能形态、卫星城开发实践等;2）20世纪50―90年代以功能平衡和经济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新城开发、新产业区等;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策引导和生态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生态新城、郊区化与边缘城市、城市新区规划设计、新区产业与社会问题等。与之相比,我国的城市新区研究也大致分为3个阶段,依次是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外理论借鉴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研究,以及21世纪00年代以来的综合型城市新区研究,相关研究领域包括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交通发展、管理体制、生命周期与转型,以及城市新区开发个案等。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显著差异。此外,文章还展望了我国城市新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1）城市新区开发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2）城市新区的演化及其生命周期;3）基于节约理念的城市新区开发模式;4）城市新区开发研究方法的应用。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介绍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概念与研究过程的基础上,从人口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内部的经济空间结构、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结构以及郊区化研究4个方面,回顾了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中西差距,并指出:第五次人口普查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伴随着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变;中国城市郊区化理论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理论等需要进一步发展。     

国外生态补偿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近年来,作为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之一,生态补偿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认可。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约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本文在探讨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国外不同领域生态补偿的发展特点,总结不同国家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与不足,从而为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企业员工通勤活动的时间弹性和空间弹性对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弹性通勤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弹性工作时间在政策文件和企业管理中被频繁提及。国内对企业员工通勤出发时间选择的研究较少考虑活动因素。立足于上海市交通拥挤与职住失衡的背景,以闵行区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借鉴多项logit模型分析通勤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弹性对企业员工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结论如下:(1)员工早晚通勤出发时刻集中在高峰时段,与晚通勤相比,早通勤出发时间的选择更集中于高峰前和高峰中。(2)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城市建成环境特征、通勤时空特征对员工通勤的出发时间选择产生影响。(3)对于控制变量,年龄和收入因素制约了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工作地在郊区或商业可达性较差的员工,更不倾向于早高峰前出行;公交可达性较差的,则不倾向于晚高峰后出行。(4)工作地弹性、出发时间弹性、驻停时间及驻停地弹性等均对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仅出发时间弹性和到达时间弹性对晚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区域弹性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991—2019年收录主题为“regional resilience”的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5.0软件,采取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共现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弹性研究现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结果发现：1）区域弹性相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福祉等领域;美、澳、英、加、中5国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昆士兰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中国科学院、美国地质勘探局、剑桥大学等研究机构在弹性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2）Ron Martin、Carl Folke、Angeler DG、Craig R Allen以及Gillian Bristow等学者及其代表文章是区域弹性研究的知识基础。3）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福祉以及方法突破是区域弹性研究的热点内容。未来研究中应结合中国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区域弹性理论框架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为社会高质量、安全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方案。     

Southeast Asian cities as co-producers of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transnational city networks

In a polycentric world, cities increasingly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implementing climate policies. To do so, they establish transnational city networks (TCNs), which produce ambitious imaginaries of the future of cities, such as ‘smart cities’ or ‘resilient cities’, based on ecolog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analyses Southeast Asian (SEA) cities’ participation in TCNs. First, this paper presents city networks operating in SEA. Then,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Quezon City, this paper shows how SEA cities often 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network as knowledge consumers rather than (co)producers and prefer to learn from cities in the Global North. This research also shows how TCNs—with limited success—seek to counter this neo-colonial knowledge flow model.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CNs, arguing that the ongoing North–South imbalance needs to be addressed if networks are to promote viable models of future SEA cities. Identifying the patterns of knowledge flows inside TCN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networks should assist cities in imagining possible city futures beyo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elect world and global cities. TC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pporting their SEA members in looking ‘outwards’ to comparable cities worldwide rather than merely ‘upwards’ to global and mega-cities.     

Climate change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Samoa

Being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seem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island societies, which face the effects of rising temperatures, unpredictable rainfall, changing wind patterns and sea level rise. To date, most studies of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among Pacific island communities have used indicators and methods rooted in Western science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se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being locally irrelevant and inadequate to appreciate the dynamic na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island communities and their capacity to adapt.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paradigm that defines resilience as a return to equilibrium, by using a non-equilibrium, cultural ecological lens. The non-equilibrium view of resilience sees the social systems of island nations as highly dynamic and undergoing persistent adaptation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Field-based research undertaken in eight villages in Samoa found that, through constant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ove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resilient and are in a position to adapt to future changes. In developing future policy in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 need to develop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islanders’ perceptions and historical 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oth their physical locations and their dynamic socio-cultural systems.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研究

基于中国高铁城市间列车流动数据构建高铁城市网络,利用脆弱性视角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进行研究,并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武汉和湖北封城状态的网络韧性及城市响应,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有待提高,城市网络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性和层级性特征明显。② 城市网络核心节点地位突出,控制能力强,关联效应显著,城市网络具有较强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但网络韧性受关键节点影响显著。③ 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能显著降低城市网络韧性,但在核心网络未遭受严重打击状态下,整体网络仍能保持较高的运转效率。④ 中国高铁城市核心网络保留了城市网络的主要运行特征,东高西低的网络发育特征明显,京广和京沪高铁是核心网络中交往最为频繁的通道。⑤ 武汉和湖北封城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总体影响较小,但对城市节点影响明显,总体上受到城市行政等级、交通运输干线和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影响,区域封锁状态下随着核心-边缘结构的调整,城市将提升自我核心度以弥补封锁区域核心地位的缺位。     

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武汉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城市国土空间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深入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城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引入夜光/大气遥感、兴趣点、交通态势、社交媒体等多源时空数据,建立了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理论框架,提出了空间自相关和分形几何相结合的承载力空间特征挖掘方法。以武汉市为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显著空间异质性,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城市外围生态环境优越的区域,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集中于综合风险应对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区,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位于各项基础功能均较为健全的城市次中心一带;②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正向空间聚集性,并呈显著半径向心分形特征,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状聚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则介于二者之间。本文构建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与挖掘方法体系,通过引入多源时空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现势性的不足,完善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技术范式,可为新时期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大连市城市韧性评估

以建设安全城市为目标,依据地理学和景观生态思想方法,构建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三维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并对2000-2016年大连市各县市区的城市韧性进行评估。其中规模韧性利用生态基础设施工具进行度量,密度韧性利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工具进行度量,形态韧性基于源汇景观平均距离指数进行度量。还对各年份三类韧性的组合形式进行综合评判。本文认为,“规模—密度—形态”三位一体的韧性评估方法可有效识别城市的韧性特征,是建立城市规划与城市韧性研究之间有效联系的纽带。研究发现：① 规模安全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约束条件;② 生态承载力是城市密度的安全阈值;③ “源—汇”景观的空间耦合是优良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④ 是“规模—密度—形态”三个韧性的组合状况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决定城市的安全性。基于规模、密度、形态韧性及其组合特征判定,为未来大连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① 严格限制中心城区与金州区开发强度,遏制其蔓延式增长趋势;② 严格控制海岸带开发,维持山体和绿色植被斑块的完整性;③ 促进市域均衡开发,提升城市整体韧性;④ 优化新市区开发战略,形成良好城市形态。     

产业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 ——基于后危机时期珠三角的实证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对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城镇发展面临一系列工业经济放缓、产业人口流失和厂房住宅空置等问题。针对危机过后珠三角城市所表现出的经济韧性，文章重点研究了城市经济结构、产业创新与经济韧性的关系，通过对产业多样化、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进行测度，探讨了上述指标在时空上的分异特征，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这种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多样化、创新对提升珠三角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存在正向关系；2）珠三角经济韧性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经济韧性波动变化明显，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则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水平；3）珠三角强大的国内市场有助于抵御经济危机冲击所带来的外部需求萎缩，在保持较高经济开放程度的同时具有较好的经济韧性；4）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对珠三角经济韧性的影响是趋异的，非相关多样化能有效地分散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而相关多样化则更容易导致危机向相关联部门的蔓延。     

城市韧性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各种不确定风险成为制约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城市韧性作为一种城市风险治理的新思路,如何提高城市抵御、消解、适应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建设有韧性能力的城市,正成为当前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亟待探索的新课题。论文在概述城市韧性的研究缘起与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多种要素(人文要素、环境要素、灾害扰动)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城市韧性框架、城市韧性评价及模拟研究等方面出发,对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韧性研究现状进行探讨,并指出当前城市韧性研究在理论框架、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差异性分析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最后,对城市韧性重点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即应以理论框架为引领,推动多目标、多层次、多视角的系统评价研究;以机理解析为支撑,实现城市韧性的动态模拟与决策预警的新突破;以实证研究为导向,继续加强多学科融合和探索城市韧性的应用模式;遵循差异性规律,实现城市规划治理从统一的“多城一策”向灵活的“一城一策”转变。     

Rethinking the RECAP: mapping the relational geographies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in Lexington,Kentucky

The idea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has long held a prominent place in understandings of racial and class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ities. While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poor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story, concentrated poverty research suffers from a number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shortcoming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in Lexington, Kentucky, this paper draws on relational socio-spatial theory and critical GIS in order to offer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conventional concentrated poverty research.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are both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concentrated affluence actually represents a more widespread problem within the 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visualizes how these processes are fundamentally interconnected and co-produced through property ownership, where the extraction of rents from areas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works to simultaneously produce areas of concentrated affluence elsewhere in the city.     

城市网络韧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探析

城市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系统组织形式和研究范式被广泛关注。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网络研究都基于正面视角,对城市网络的负面效应、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却鲜有提及。论文通过梳理城市网络与区域韧性的相关研究进展,探索性地提出一种基于演化韧性的城市网络韧性概念来探讨城市网络的“负面问题”。城市网络韧性可理解为城市网络系统借助于城市间社会、经济、工程与组织等各领域的协作和互补关系,能够预防、抵御、响应和适应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影响并从中恢复或转换的能力。基于此概念,结合演化韧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将城市网络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基于基础设施、组织、经济与社会等4个维度,兼顾适应性与适应能力,尝试性地提出基于韧性特征和韧性过程视角的城市网络韧性综合分析框架,并对城市网络韧性的分析方法、优化方法予以展望,对涉及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可为以安全发展为目标的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和区域组织建立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各城市节点找准自身角色、有效参与区域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