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特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动态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在长期执行城乡"二元"体制下,大城市边缘区明显的边缘效应叠加上人居环境发展进程的"二元化",形成中国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突出的"二元"性特征.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地域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城市核心区及乡村人居环境不同的特点.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特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动态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在长期执行城乡"二元"体制下,大城市边缘区明显的边缘效应叠加上人居环境发展进程的"二元化",形成中国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突出的"二元"性特征.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地域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城市核心区及乡村人居环境不同的特点.     

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必须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当前"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展大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其边缘区的发展条件、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发展战略也相应要调整。本文通过揭示新的背景下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1)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2)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3)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明确要求,论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模型、结构、问题、机制以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随着大城市边缘区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城乡空间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在治理结构上,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逐渐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治理问题上,多元主体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资源争夺造成物质空间混杂、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权力不均衡3个方面问题。从机制角度分析,多元主体遵循各自的空间治理需求和逻辑对大城市边缘区实施相应的治理机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优化路径。最后,总结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治理问题—治理机制—路径优化”递进式研究框架,以完善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的失配度——以辽宁省14 个市为例

提出并运用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将生态学的健康距离模型引入到城市人居环境科学,实证研究2005-2011 年辽宁省14 个市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的时空演变趋势、五大系统之间的失配关系以及造成失配的内部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时空特征,时间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极值分布性特征;空间上呈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中部凸起,两翼凹陷”的方向性递减趋势;演变态势上具有较为特殊的非均衡变动性特征。② 五大系统失配关系分析,无论是单一系统本身还是多系统之间综合健康距离的变化都能作用于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导致其数值增减,进而反映出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劣变化。③ 人居环境失配度作用机理分析,政府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性和匹配性是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变化的内部驱动机理。     

怒江峡谷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及容量分析

高山峡谷地区山高坡陡,其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人居环境有其特殊性。怒江峡谷区人居环境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海拔、坡度、坡向、交通、水资源、土地利用等。将指标分级量化后,采用GIS的空间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空间分析技术,对研究区人居环境适宜性进行了定量、定位综合评价分析。研究表明,怒江峡谷人居环境适宜区域主要以带状形式分布在河流两侧,其他区域只有零星分布;怒江峡谷人居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各县人居环境评价均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达到0.96,各乡人居环境评价均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达到0.76。同时分析了怒江峡谷三县各乡镇的人居环境容量,表明其环境难以承载现有人口。     

1980年以来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时序演变——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路径与机理剖析”的逻辑轴线,结合“ground-truthing”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了1980年以来以陕西省佳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历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定量测度了1980—2016年佳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及子系统脆弱度值。其中,自然系统脆弱性由干旱主导转向雨涝灾害主导;21世纪以来,居住系统脆弱性全面减轻,支撑系统脆弱性反弹加剧;近10 a,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减轻,人类系统已走向重度脆弱等级,综合脆弱性停滞于中度脆弱等级。② 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情景转化阈值规则,界定了顽固脆弱、不受控制的脆弱、可控的脆弱、稳定健康、易变的系统等5类脆弱性情景。案例区脆弱性演变经历4个阶段,但徘徊于顽固脆弱的系统与不受控制的脆弱性系统情景之间。③ 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动力机制,梳理了5大子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路径,提炼了涉及气候变化、城市化扰动、市场变化、政策干预及农户行为适应等5大驱动因素的20件关键影响事件。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城乡互动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半城市化地区,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在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流县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作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的依据和基础。在充分把握双流县与成都市的互补关系与一体化趋向的基础上,贯彻功能区的思想,制定了推进双流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述评

从产业、农民、农村3方面讨论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虽然我国 相应研究已受到一定重视且有一定的广度,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无论发 展阶段还是研究深度均落后于国外.通过文献综述,指出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 ,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被视为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已有文献大多局限在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内,本文基于城乡界限淡化的背景建立县域就地城镇化模型,对河南省108个县市2006—2016年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格局、空间聚类和热点区域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 河南省大多数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大部分县市仍处低水平发展阶段,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② 河南省就地城镇化空间演化特征明显,“L”形豫北-豫东板块就地城镇化先行区凸显,豫西整体城镇化水平虽低但发展后劲足,连片发展态势明显。③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全局自相关性十分显著,空间聚集倾向和空间近邻效应日益显现,但仅出现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④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格局变化较大,但次冷区和次热区基本保持稳定状态。⑤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镇就业规模、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水平等是影响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和就业创业制度改革、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加快城乡结合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升就地城镇化建设质量和水平。     

大都市边缘区小城镇整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吴江东部临沪地区为例

位于上海大都市边缘的吴江东部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小城镇群，这一地区具有区位双重性、经济高速发展、空间本底碎化、生态环境脆弱、水乡文化多元化等特点。文章首先分析了小城镇群分散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该区的行政区划、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城市化与文化等方面。然后，基于吴江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以该区行政区划调整的良好契机为背景，针对已经产生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区域重新定位和空间整合规划的小城镇整合发展模式，主要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次集聚”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新水乡文化”的文脉传承模式对该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创新系统初步研究--以深圳市凤凰山为例

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对大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系统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山地旅游的竞争优势，实现山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创新系统的内涵及其构成进行了阐述，同时对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京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研究

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1)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2)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3)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