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农业地理信息分类和编码

为解决用户在信息搜索和查询中面临的低效问题,在分析现有农业地理信息特点的基础上,将时空编码引人分类编码体系中,提出了多维农业地理信息分类和编码的方案,以完整地表征农业地理信息,为现有农业信息的分类和编码方案提供新的思路,从而有益于促进我国农业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对中国几片“亚绿洲”归属问题的探讨

在总结前人对绿洲分布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绿洲分布的三条标准:(1)Kc≥3;(2)所在区域的气候背景为干旱或干旱半干旱气候交替出现;(3)农业生产类型为"灌溉农业"。与此同时,明确了"亚绿洲"的内涵,并提出了亚绿洲划分的标准:(1)3≤Kc4;(2)地处干旱半干旱交错气候带;(3)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区域。依据划分标准,对伊犁河谷西部、阿勒泰山南坡额尔齐斯河河谷、河套平原、银川平原等四片争议区域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结论:伊犁河谷西部、阿勒泰山南坡额尔齐斯河河谷、银川平原、河套平原等四片区域为均为"亚绿洲"分布区。     

青藏高原县域农业数字化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以四川省理塘县为例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期农业的新转向,在发达地区已有应用和发展。对于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而言,数字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发展鸿沟还是新机遇？文章针对西部高高原地区生态农业数字化的理塘现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并分析农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网站信息等多源文本资料,并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视角,构建自然环境-市场-制度-技术（EMIT）四维分析框架,讨论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理塘农业数字化具有3个典型特征,即全链条数字化、多主体推动、区内外协同。高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塑造了理塘农业数字化的约束条件和优势基础。相对于市场和技术两大因素,地方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嵌入国家和地方制度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业数字化技术更新与区外差异化市场开拓,是理塘传统农业实现“路径突破”、启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外部支持不可或缺。然而,如何将其转变为持续的内在动力,本地企业家人才资源以及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将是关键所在。     

西部开发的生态背景与农村脱贫的关系

西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区域 ,农业是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目前 ,西部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劣、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成为当前西部开发的焦点。本文立足于西部的现实 ,提出改善西部农业生态环境是西部农业振兴的关键 ,并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及应注意的问题。     

试论在档案信息化视阈下的地名档案编研成果产业化发展的构想

十八大报告将信息化列为“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一,作为优先发展产业。指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既为全国信息化提出了发展方向,也为地名档案信息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地名档案作为一种实用性和应用功能极强的信息资源,     

河南农业发展形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作为农业大省，面临加入WTO、市场经济、买方市场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培育新的农业发展优势，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迫在眉睫。针对河南农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评《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后,党中央更进一步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化"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五化"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但"五化"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化"之间、区域之间难以协调等诸多难     

中国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建设初探

土地市场建设包括市场培育和市场规范两个方面。文章通过对比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市场发展现状，分析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建设成就，找出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设西部城市土地市场的设想和建议。     

河南省农业信息化区域差异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探讨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数字农业的健康发展。以河南省18个地市为例,运用波拉特法测算农业信息化水平,代入修正C-D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河南省总体农业信息化水平2009—2018年呈缓慢增长,豫北农业信息化水平明显高于豫南,18个地市农业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农业信息化要素投入是当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弹性系数高于资本投入要素和劳动力投入要素;从合理配置农业信息化资源、输送专业农业信息化人才、支持农业信息化区域差异化发展三方面提出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对策。     

中国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借助相关统计年鉴,在构建适合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进行量化测评。研究发现:当前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综合发展水平可分为农业较强省、农业次强省、农业弱省和农业落后省4种类型;根据构成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要素的同质性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分为三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提升农业竞争力的相应对策。     

自然灾害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

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自然灾害对区域农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的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的分析模型,并基于多种统计与调查资料模拟了汶川特大地震对全国农畜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模拟表明,汶川地震对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和猪肉主要农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甚微,没有影响全国农业生产的基准面。不过,汶川地震毋容置疑地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     

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专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中国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分析了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村域环境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等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83.64%,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② 主导产业细分门类以水果、蔬菜为主,占59.45%,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且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③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15;④ 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因素影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藏高原区主要受市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较弱。研究可为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和乡村振兴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较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地域模式研究——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

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依据实地调研获取的信息,追踪较发达地区农村经济从多种经营-支柱产业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演进历程,分析其农业产业化的特征,并以禽蛋和茧丝绸业为重点总结较发达地区农业大县农业产业化的地域模式。     

国外乡村城市化研究的起源、进展与比较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对乡村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尔后国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西方发达国家、亚洲、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等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国外的乡村城市化研究的起源、进展进行分析总结和比较,对深化我国的乡村城市化研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川西地区劳动就业研究

以川西作为研究区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就业从自然—人文相结合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川西北地区经济林资源评价及其发展对策

研究表明，川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类型多样，河谷及部分山地发展经济林木具有环境适宜、类型丰富、消费市场大、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等优越条件，但发展缓慢．为发挥资源优势与潜力，从农业结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等探讨了制约因素，提出了发展对策．     

过去2000年中国农耕区拓展与垦殖率变化基本特征

通过梳理和集成近年研究成果,综述了过去2000年中国主要农耕区拓展的阶段性及其间全国耕地面积和其中近千年垦殖率变化的主要特征。主要结论有：① 中国主要农耕区第一次大规模拓展出现在西汉,从黄河中下游拓至整个长江以北地区;第二次在唐宋时期,主要是长江以南农耕区域从平原低地拓垦至丘陵山地;第三次在清中叶以后,主要是对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的拓垦和山地的深度开发。② 过去2000年中国耕地面积呈波动增加趋势,公元初突破5亿亩（1亩≈ 667 m²）,8世纪前期突破6亿亩,11世纪后半叶达近8亿亩,16世纪后期突破10亿亩,19世纪前期突破12亿亩,1953年逾16亿亩,1980年逾20亿亩。③ 中国耕地空间分布的主体格局至11世纪前后就已基本奠定。1080年前后,黄淮海、关中平原等的垦殖率达30%以上,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平原、两湖平原和四川盆地等达30%左右。1850年前后,华北平原、汾渭盆地和陇东地区、四川盆地、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及长三角地区等的垦殖率均超过30%。2000年前后,东北平原、黄淮海地区、汾渭盆地和陇东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农业区中有2/3以上垦殖率超过50%,辽西丘陵、坝上高原、黄土高原及南方各省的丘陵山地也多达15%以上;西北绿洲农业带及青藏高原河谷农业带的局部地区也达50%以上。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20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时空变化

多熟种植是中国重要的种植制度,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复种指数受自然条件和农村社会状况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及时获取其变化信息是国家食物安全评估和农业发展科学决策的基础。近年来对食物安全的研究集中于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对复种指数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较少。作物种植面积和复种指数变化的估计一直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但获得这些数据费时费力,时效性和可靠性都比较差,更缺乏准确的空间和时间变化信息。卫星遥感是探测大尺度土地覆被格局实时变化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可以作为获取全国和区域尺度作物复种指数变化信息的重要途径。作者应用多时相NOAA/AVHRR遥感观测数据和峰值特征点检测法提取全国尺度的复种指数,并分析其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变化。结果表明全国复种指数整体增加,但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丘陵山地以及山东丘陵等地区有所降低。复种指数下降的耕地占全国总面积15%左右。在四川盆地和黄淮海区,复种指数在平原地区有所增加或保持稳定,下降多发生在丘陵山地,但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精耕细作地区出现复种指数降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