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选取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测度指标作为外生变量,使用1991-2014年16个样本国家/地区台商投资流入与流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大陆不同源地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台湾OFDI（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目的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框架,对台商投资大陆（TDI）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全方面对比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① TDI对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作用,对台湾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幅度较大。② TDI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TDI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位居第5,即小于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FDI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作用;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即大于美国和东盟位居第1。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集聚效应与区位成本的动态影响

基于2000年~2014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面板数据,探讨其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自2002年迅速增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内陆的中西部扩散。探讨了集聚效应、区位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不断增强。台商尤为偏好外部市场规模大、台资基础强的地区;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区位成本的影响力在增强,劳动力成本成为台商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带来的治污成本对投资存在负面效应;地区技术水平在一定阶段内对投资决策存在影响,但影响逐步下降。这些反映了台商投资大陆偏好的动态变化。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1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3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4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基于ESDA的西北地区公路网分布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2004-2010年西北地区市域尺度的公路网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公路分布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公路网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全局正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公路网空间差异趋势愈加明显,公路网集聚模式发生明显变化的区域集中在陕甘宁交界地带,“陕南-关中-陇东-青东”地区形成公路网“高-高”集聚类型分布的连绵区域,“低-低”集聚类型区域分布在河西走廊、新疆、青海地区;（2）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规模数量呈增长态势,其中“西安-兰州-西宁”地区的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已形成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交通带;（3）自然环境状况是约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基本条件,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公路网分布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港口-腹地关联性测度及驱动要素研究——以连云港港口-淮海经济区为例

在对国内外港口—腹地相互关联研究文献综述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通过计算港口—腹地经济关联发展的均值关联度,对1990~2005年连云港港口—淮海经济区关联发展效应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影响连云港港口—淮海经济区关联的驱动要素进行定性分析。主要结论有:连云港港口—港城关联发展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连云港港口与淮海经济区中的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4个板块之间的关联度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即皖北和豫东保持稳定、鲁南整体下降、苏北缓慢上升;连云港港口与淮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在关联发展总体趋势较强的基础上推进,但具有明显的弱化倾向;自然条件与区位、基础设施与交通、经济水平与政策、腹地一体化程度是影响连云港港口—淮海经济区关联的主要驱动要素。     

基于地名认知率的北京城市认知空间结构

基于对北京市居民空间认知的3500份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了ARCGIS的空间插值和Geoda095i软件的空间自相关的数理统计方法,分析北京市居民的认知空间结构。研究得到四点结论：①认知地点的类型并不是影响认知率的因素。②居民对北京市的空间认知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形格局,在西北—东南方向隆起动物园和北京火车站两个认知高峰,鞍部为低认知率的东方新天地和sogo崇光百货。③居民认知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尺度依赖性。地名认知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为高—高、低—低集聚的趋同性,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表现为高-低集聚的趋异性,两者的转换尺度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半径6 km左右。④北京城市的认知空间可细分为北海公园、中友百货、动物园和城乡贸易中心四个次级认知区域,次级认知区域为同质的高认知区,内部包含多个认知高峰。     

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经济对外开放度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重要测度,越来越受到关注。该文综合选取全国29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样本区域2004-2012年相关经济数据,构建了一套覆盖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合作和国际旅游四方面全新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区经济对外开放度进行综合测算和分类。在ArcGIS、GeoDA、SPSS等分析软件的支持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我国对外开放度整体差异状况、时空演变特征、空间关联模式以及驱动机制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2年我国省域对外开放度虽然局部波动明显,但总体上仍不断提高,各省区绝对差异有所下降,相对差异有上升趋势;对外开放度局部时间上阶段性特征明显,空间上各省区对外开放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整体格局,不仅东、中、西差异巨大,而且区域内部时空分异特征显著;对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对外开放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004-2012年对外开放度热点地区数量急剧减少,次冷区、冷点区数量不断增加,空间上热点、次热区有自东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最后综合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效率、区位条件、政策支持、交通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市场需求八方面指标定量化研究对外开放度驱动机制,认为核心驱动力由2004年的工业驱动力转化为2012年的城市化驱动力和市场驱动力,城市化进程和市场需求成为推动当前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演变的核心力量。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的机制研究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体现了工业发展及其空间组织变化规律的内在作用,是各种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影响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原料供给、技术进步、企业市场分割行为、以及其他微观区位条件与产业政策、地域政策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了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并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与空间格局重组提出了若干建议。     

江苏文化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明晰相关概念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江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研究表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显露转型性,发展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呈现点轴趋向性,发展机制具有明显的外力驱动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强化政府调控,注重政策创新,促进江苏文化产业稳健发展;强化科技人才,注重市场激活,促进江苏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实施多元战略,注重因地制宜,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强化区域整合,注重优化布局,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中国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金属制品业为例

新企业是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金属制品业为例,发现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的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随后建立“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考察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突出企业效率在这些因素作用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外向型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低效率的新企业只是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高效率的新企业还能兼顾劳动力的高质量。② 区域市场潜力大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③ 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地方化经济对新企业成立无显著影响,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在深刻的制度变革环境下,中国工业实现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地理格局也在经济转型中得到重塑。中国工业总体上经历了从内陆扩散到沿海地区集聚,再向内陆转移的过程。但不同类型产业地理格局及变化受制于不同力量,显现出一定的行业差异性。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工业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但集聚程度较欧盟和美国低。产业的聚集与分散驱动不同尺度下的产业迁移,导致区域产业频繁进入和退出,促使地方产业呈现多样化态势,推动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从经济转型的视角出发,改革开放可概括为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三个过程,这些过程创造市场力量,激活地方力量,引入全球力量,共同重塑了中国工业地理格局。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刻画了经济空间结构的中心-边缘特征,并对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省区间制造业分布差异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日益显著,表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偏向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布局逐渐符合省区间的发展优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分异格局日益显著,中心省区逐渐专业化于中间投入需求较大、最终需求比重较高、规模经济特征显著以及劳动力密集与人力资本密集等产业,边缘省区则与此相反并且逐渐专业化于高能耗产业,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解释了国内产业空间分布。东西部地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逆性,各地区工业化不同步将是长期趋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显著分异格局与演变特征表明东西部省区间产业发展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为当前空间分布的不同,更意味着未来各个省区内部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差异。     

基于EEA方法的中国水泥制造业能耗的空间差异

基于对中国23个省区的水泥生产线的实地调研数据以及2012年水泥制造业的行业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运用EEA方法计算了各省区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并对中国水泥制造业能耗的的空间格局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水泥制造业能耗总量较多分布在以安徽、山东为核心的东部地带和以四川为核心的西部地带,其中能源?耗强化了东部核心,而外部性?耗不同程度地突出了中西部省份的社会隐性成本;② 中国水泥制造业的能效呈现出从西部向东部递增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能源利用效率、劳动力效率和资金利用效率三部分,而环境效率强凸显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山西的环境成本;③ 在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共同作用下,对23个省区进行分类,依据其能耗特征可分为8类;④ 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是水泥制造业能效提高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城镇化与非农化的空间分异、相互关系和形成机制

区域就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是相互关联且进程相对一致的过程,但由于发展背景和影响机制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有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非农化水平和进程的空间格局、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和非农化水平的分布和演变都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特征和地带分异特征,差异化的空间集散态势下,在不同地区二者形成了多样化的相互关系,但总体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城镇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非农化适当超前或同步于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导驱动因素不一致是城镇化和非农化空间差异和相互关系形成的基础,要素投入引致的经济增长直接促进就业非农化进程,但人口城镇化则更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政府政策实施力度的不同也导致这一机制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行业门类就业数据,以山西省各县域为空间单元,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演变过程,并且解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变化明显,经历了由单中心点状集聚向多中心面状集聚的演变过程,且整体扩散趋势中表现出局部集聚现象。在此过程中,煤炭生产的地域功能实现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空间转移;煤炭产业高度集聚的热点区呈现出均衡化发展态势,且各热点区蔓延式扩散的强度和范围表现出显著时空差异性;煤炭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性、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效应、资源型城镇空间演变的客观规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牵引作用,以及政府制度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等是主要驱动因素。     

近期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分析

本文对1991年～1996年间，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分析。重点是：揭示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对省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作用效果，总结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及对国家经济总量增长贡献程度分异的规律，以及划分省域经济增长类型、并探讨主要类型形成的内在机制。     

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割研究

本文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空间与结构类型。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异和分割理论．本研究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了研究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存在的大量证据。劳动力市场以性别、户口性质、企业所有制等为分异轴线的特征十分明显。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关系来塑造。同时也受制于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等虽然是中国劳动市场分异的重要因素,但户口等制度性要素仍然严重地塑造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