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及技术进步时空分异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及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1990—2017年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从效率分解指标水平差异来看,规模技术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次之,综合技术效率最低。②从效率水平的空间格局来看,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上呈现出反自然梯度格局分布特征,且整体呈现"提高—下降—回升"的历时性演变趋势。③从三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变化率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最低,但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变化率均高于东、西部地区。     

人类福祉视角下中国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对中国生态效率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中国生态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的特点,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生态效率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西部,中部生态效率相对较低;除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海南外,其余地区都需要调整配比关系来改善生态效率;人类福祉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制约生态效率的第一影响因素;中国生态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以及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波动中缓慢上升的特点,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除四川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得益于规模效率外,科技进步对其他地区均具有正向作用。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测度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构建城镇化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1990~2011年研究区城镇化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全局、局部自相关测度模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空间关联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从城镇化效率测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起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整体上偏低,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上总体较高呈略升趋势,而规模效率总体偏高呈减弱态势;2从全局空间关联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着效率空间集聚现象,即城镇化效率高(低)的地区空间相互邻接;3从局部空间关联来看,效率L-L关联区及H-H关联区所占比重较大,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L-L关联区主要集中在台州、舟山等地,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稳定;而H-H关联区主要分布在苏锡沪,并呈现出向绍、杭地区演化态势。     

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时空格局与溢出效应分析

包容性绿色发展旨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是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刻画了时空格局特征,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了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7年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变,综合效率的提升由规模效应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② 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高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向东一侧,低值区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主,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形成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高水平集聚区,规模效率的高水平区呈“H”型分布特征。③ 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同类型地区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热点区呈向东北移动的趋势且逐渐稳定于长三角地区,次热点以京津、珠三角地区为主,西北、西南和东北基本为冷点区。④ 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及市场化对包容性绿色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市场化具有一定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省域物流效率及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物流行业发展数据,采用DEA模型、Arc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物流效率值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波动平缓,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30,纯技术效率整体大于规模效率,下游地区的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大于中游和上游地区。空间上,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整个下游地区和中游部分地区,低值区则多为上游地区,整体呈“块状”分布。空间关联性上,2007~2017年,Global Moran's I显著为正,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效率呈现空间正相关性,物流效率相近的省市在空间上集聚分布。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物流行业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如下建议:不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区域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和建立大型的物流园区。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山西省交通优势度评价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交通优势度评价是划分各类主体功能区,特别是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10个指标之一.本文采用<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的技术流程和评价方法,基于山西省107个县(市、区)级行政单元的单项指标和集成性指标的评价.分析了山西省交通优势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成因.研究发现:①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7.48%的县(市、区)具有突出的交通优势,23.36%的县(市、区)交通条件处于明显劣势.与全国交通优势度评价相比,山西省具有突出优势和具有明显劣势的县(市、区)比例明显偏高.②交通优势度具有北高南低、东高两低的区域分异特点,太原、运城、长治、大同4大城镇密集区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大"字型的分布格局.这主要是由国家主干线建设、煤炭资源开发和地形地貌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是影响山西省交通优势度评价的主要因素.但公路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若从盂县-永和划一条连接线,则该线以南以东地区公路网密度明显高于以西以北地区;在吕梁山区和黄河沿岸地区出现了集中连片的低值区;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太原-运城、太原-晋城两条公路网密集带.     

河北省人口分布地域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分县数据,在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地域格局的基础上,利用人口数量增减变化和人口稳定度对近30年来河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人口密度分布呈"西北山地丘陵区密度低—东南平原区密度高"的模式,且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密度—高密度"相邻和"低密度—低密度"相邻的分布模式;随着地区发展差异的显现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近30年来河北省各县域人口数量由普遍增加趋于人口增减频繁,人口集散进一步强化,集散程度明显提高,且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减少或人口疏散地区多围绕人口显著增加或人口强集聚地区呈环状分布。     

吉林省县域经济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吉林省39个县域11 a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手段（ESDA）,对不同时间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空间关联性与空间差异度分析。研究发现:①在考察期内,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县域间的差异性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技术进步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近年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年下降。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逐年增强; ③就全省范围而言,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基本呈现随机分布的空间格局。但在局部空间尺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并且以高-高和高-低分布形式为主;④县域间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主要受其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县域经济分工、产业结构和经济集聚水平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