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解绑—嵌入：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全球化空间是中国大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空间问题,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全球化在内部空间的表现、状态和结果。全球化下跨国要素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引导城市向（国内）内生因素和（国际）外生因素深度交互作用的方向发展。为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广州天河北地景变化的跨国要素、制度解绑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模式。研究表明：①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资本是在国家政府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过程中介入的,并与政府结成被管理、配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全球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② 节事活动、跨国职业阶层赋予了天河北全球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空间的跨国生产;③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数次重构,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     

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分析--对16个农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16个村的调查分析，指出：农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结构、规模、文化素质等存在较强关联，与村域在年内耕地减少量呈现一定相关，尤其与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面积有密切关系；河南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较低，而农户兼业化随着时间发展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在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中。村域所在县（市）的影响程度大于较大范围的地（市）的影响程度，但地（市）影响程度正逐步加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文因子逐渐增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村域的历史基础也有一定关联。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甘肃省县域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争夺土地资源的核心区域,深入开展郊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运用转移矩阵法剖析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从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居民点规模、区位条件4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进行评价,结合规划政策导向归纳出5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并根据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主要结论为:(1)2009—2013年5年间古路镇城镇建设用地处于高速扩展之中,导致耕地面积缩减明显,表现出人类活动在城乡发展过程的不均衡性。(2)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与居民点平均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在空间分布上,适宜性等级沿主要交通线两侧逐渐降低。(3)基于规划政策导向、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城镇转化型居民点逐步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村庄重点扩展类型居民点建设成为中心社区,承担对周围村落的服务职责;村庄挖潜型居民点集约利用土地,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村庄合并型居民点整合零散用地,共享公共服务资源;迁移型居民点迁出新建,优化农村"三生"空间,以实现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城镇化和集约化。     

基于多源数据的乡村功能空间特征及其权衡协同关系度量

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兴趣点、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从乡镇尺度揭示了北京生态涵养区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以及综合功能的空间特征,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权衡强度指数等定量探讨了多功能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权衡程度。结果表明：① 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格局相似;生态服务功能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农产品生产功能的空间格局基本相逆。② 经济发展与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功能为显著协同关系;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服务功能为显著权衡关系。③ 按照“‘权衡强度越小,功能间共生发展’‘权衡强度越大,最多发展一种功能’”的思路,以追求乡村功能组合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将生态涵养区划分为I（4种功能共生）、II（3种功能共生）、III（2种功能共生）和IV（单一功能发展）4种类型区。研究结果将为区域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为乡村功能协同发展路径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城乡过渡带空间演进与空间交互强度分析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广州市城乡过渡带边界,利用基于sDNA模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空间交互强度,分析其空间演进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总体呈扩大趋势,以北偏东方向发展为主,破碎区块逐渐演变为连续区域;2）广州市城乡过渡带之间的空间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多方向化”趋势,从最初的西南侧单线网络结构逐步发育成多方向闭合网络联结结构,目前演变为南北两支、东西向的强空间交互态势,以白云区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和以番禺区为代表的南部区域是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域;3）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优势度呈现出由内向外的3个空间层级结构,并由城市核心区辐射带动,向北、东北与东南3个方向推动发展为城乡过渡带;4）各城乡过渡带的发展速度不均衡现象仍较明显,广州市应结合本区域优势产业和自然资源,走联合与互补发展并存的道路,重视城乡过渡带区域发展引擎,增强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潜力。     

国内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研究略评

全新世是地球历史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近年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受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强烈影响,人类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环境在自然变化的背景上叠加了人类活动的作用并且逐步增强.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时空尺度应进行相应的调整,研究手段与思路也应该实现由定性到定量、由单学科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演化及展望

以地理学主要中文期刊近40年来刊发的有关乡村研究的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分析及文献归纳方法,对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主要热点进行识别和阶段性划分,并梳理其主要热点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伴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工业和21世纪初以乡村旅游业兴起的乡村两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乡村发展和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不断调整,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演化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1978-2000年,主要聚焦于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乡村聚落、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等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和战略性贡献。②2000-2008年,开始转向以乡村旅游、农村居民点、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空心村等研究热点话题,中国乡村地理学发展改变了“重城轻乡”的学科格局,逐渐走向繁荣。③2008年至今,研究热点转向多元化,涉及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性、空间重构、乡村社区、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逐渐接轨于国际乡村地理学。未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应以建设乡村地理学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核心目标,服务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积极关注乡村发展、转型、分化、重构与治理等核心话题,深化乡村多元空间价值理论研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湖南省传统农区乡村功能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是城市功能扩散与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熵值法、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湖南省102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对湖南省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7年县域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而乡村生态功能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② 1997―2017年湖南省乡村功能热点区由长株潭地区向外扩张,而冷点区呈先收缩后扩张的发展态势;20 a间,在长株潭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在湘西地区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湖南省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就业主体、县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工业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力大小与方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乡村就业主体对湖南省及5个地区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Beicun

The reform of global production mode and social system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factors accelerate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gam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Beicun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eicu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to rural community has been realized.(2) Accompanying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e land use type and structure of Beicun has diversif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use was complicated and gave rise to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land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 gradually forming a circular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commercial area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reas.(3)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The endogenous land transferring mechanism and exogenous urban capital join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rket power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4)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the functional replacemen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by village organizations. It cha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with the blood clan and geography oriented, and produced the occup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low-income groups.(5) The multi-differentiation of suburban rural space followed the game logic of capital and land interests. The rural community played a key medi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and the game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villagers, farmer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dustrial operators, and service owners.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广州市都市边缘区乡村划分为经济发展功能主导型、社会保障功能主导型、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态保育功能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6种类型。② 在城乡区位上,城镇发展型、混合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乡村依次呈现出围绕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圈层结构特征。③ 政府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发展空间转型,奠定了乡村发展的圈层分化格局;市场力通过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助推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地域功能多样化;社会力通过经济组织发展和乡镇企业兴办等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重构。④ 建立多方参与的社区化管理体系、乡村群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镇乡互动圈将是乡村发展优化的重点。     

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

以具有国家粮食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功能与特征的辽宁省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居住生活和生态保障四类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各区县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面看,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②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互动实际,得出各功能间的交互作用类型,从而为功能调控提供指导;③ 基于功能状态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将辽宁省78个区县划分为8种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并根据类型提出科学谋划辽宁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为促进乡村转型与城乡统筹提供参考。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全球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制度改革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了城郊乡村空间分化,以空间生产和博弈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广州市城郊北村的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进行解析,以期丰富乡村空间分化和治理的理论。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村的发展经历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等3个阶段,业态结构从单一的农业逐渐转向为多元,兼有农业去中心化向农村社区化发展转变过程。② 伴随村域经济发展转型,北村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趋向多元分化,各类用地空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呈现出商住混合和工商混合的用地新特征,空间上逐渐形成“公共服务设施—传统居住区和现代居住区—商业区—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圈层式布局模式。③ 乡村物质空间的多元分化动力主要源于新产业介入和主导产业的更替转变。内生的土地流转方式和外生的城市资本共同推动乡村工业化进程,市场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向服务业转型。④ 乡村工业化驱动了村社组织对历史建筑功能的置换,改变了乡村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组成的业缘关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多元化。⑤ 城郊乡村空间多元分化遵循着资本和土地利益博弈逻辑。本地村民、代耕农民、经济合作社、工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等行为主体对空间进行争夺和利益博弈,村社组织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