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开发与管理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统计分析 ,对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态势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 ,这一研究主要从城市节事活动的主要类型、现状评价、基本规律、讨论与建议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节事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经济效益及效益机理评估、节事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节事运作模式等方面 ,研究范围较狭窄。节事活动的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类型多而举办历史短 ,政府干预多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 ,主题重复与文化、经济结合不紧密 ,节事活动运作模式多样化等特点。文章分析了我国节事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 ,并对其开发与管理提出了建议     

北京郊区节事旅游发展时空分异特征

伴随着节事及节事旅游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乡村节事逐渐由乡村地方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区县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区域尺度下,由于各节事举办地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区位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节事发展在时间分布及空间分布上均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演绎出嬗变与分异的基本特征。研究区域范围内节事时空分异现象,准确把握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节事区域性时空布局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对于区域尺度下节事与节事旅游的布局优化与资源整合同样意义深远。本文以北京郊区作为区域样本,以1980-2009年节事举办数据为时间样本,综合SPSS回归分析、波士顿矩阵、GIS等研究方法,首先阐释了京郊区域10个区县节事举办的年际、年内分布规律、发展的阶段分期及其阶段性特征;随后,在定量测度区域范围内10个区县节事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方法的引入,分别从城市化水平和空间可达性二个角度对其与乡村节事空间分异现象形成的关联程度进行了验证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京郊乡村节事在区域层面的应用实践进一步解释了空间分异现象的若干成因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乡村旅游节事活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随着国内旅游的强劲发展,各地纷纷把节事活动作为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策略,积极策划和举办各种主题的节事活动来吸引旅游者。乡村旅游这一新型的旅游方式也毫无例外地选择用乡村节事活动作为地方特色和亮点。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节事活动进行了分析,对乡村节事做了分类,并且指出了当前乡村旅游节事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以深圳华侨城为例,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其他文化共同参与,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     

解绑—嵌入：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全球化空间是中国大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空间问题,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全球化在内部空间的表现、状态和结果。全球化下跨国要素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引导城市向（国内）内生因素和（国际）外生因素深度交互作用的方向发展。为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广州天河北地景变化的跨国要素、制度解绑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模式。研究表明：①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资本是在国家政府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过程中介入的,并与政府结成被管理、配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全球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② 节事活动、跨国职业阶层赋予了天河北全球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空间的跨国生产;③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数次重构,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     

论城市实体空间变化与历史地名保护的关系——以北京二环以内地区为例

本文对近20年来北京二环以内地区历史地名消失的程度以及原因进行了统计,发现城市实体空间变化是历史地名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城市实体空间变化不是历史地名变化的充分条件。本文最后提出延续城市历史地名文化的三点建议:第一,城市实体空间的建设没有改变原来中地名所指示的空间的“点、线、面”形状时,原来的历史地名必须保留。第二,由于实体建设改变历史地名指示的空间的“点、线、面”形状的,要求实体开发建设者在设计方案中,将原来的历史地名的“专名部”以可见形式体现出来。第三,在变更城市历史地名的前期,应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从而确定成为当地“地方性”组成部分的历史地名并给予保留。     

基于扎根理论的节事场所依赖维度探索性研究——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探讨的是个人对充满意义的特定场所产生的某种认知或感情的联系。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案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手段获取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深入分析游客的活动特征和情感态度,研究游客的节事场所依赖特征。在此基础上挖掘和提炼节事场所依赖的维度,最终构建一个由个体、社会、场所和节事4个维度构成的节事场所依赖PSPE概念模型,为节事场所依赖的定量研究打下基础。     

基于扎根理论的节事场所与会展场馆场所依赖差异——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和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为例

通过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和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为研究区域,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手段获取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分别对节事场所和会展场所的场所依赖的维度进行挖掘和提炼,归纳出个体、社会、场所和事件四个主要范畴,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节事场所和会展场馆场所依赖的差异。研究发现:观众在节事场所当中把个人视为"游憩者",节事场所被看作是一个"游憩空间",具有"根基性场所"的特点,观众在与节事场所的互动中倾向于情感性的依赖;观众在会展场馆当中把个人视为"消费者",会展场馆被看作是一个"消费空间",具有"工具性场所"的特点,观众在与会展场所的互动中倾向于功能性的依赖。     

北京城区广场分布、辐射及其文化生产空间差异浅析

广场是城市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城市中重要的文化生产空间。文章首先选择北京城区广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调查了三级广场的分布状况，结合人口分布对广场分布进行了评价；其次调查了北京城区一个典型剖面上的4个广场，用格林方法确定了4个广场之间的空间分割点，并依据对广场活动者的调查，确定了每个广场的空间辐射范围的平面形态，从而确定了这4个广场文化生产空间的大致范围；第三，调查了广场的文化活动类型，并将活动类型的差异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圈层进行了比较，从而解释了广场文化产生差异的原因。结论是，城市广场的建设属于城市实体空间建设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自觉的、理性的行动，本着公平的原则建设广场，将使城市各个地方的居民具有依托广场开展文化活动的可能，并借助广场创造城市新的多元的文化。     

“文创+”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文化经济视角下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山康茶祖节的重构

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遵从资本逻辑,节庆的重构受到经济导向的影响。论文以云南省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1月、2016年4月、2017年4月、2018年1月进行了4次田野调查,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与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外地游客共计38人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节庆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山康茶祖节重构了布朗族2大文化体系,即茶祖文化和茶魂文化。节庆蕴含的文化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符号,产生了经济价值,经济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外部驱动力,“在地者”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深层内部驱动力。节庆表征了当地民族文化,促进了茶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在地者”的生活,山康茶祖节成功地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丰富了节庆的内涵。研究探讨了传统节庆在经济导向下的文化重构,深入揭示了节庆的内涵演变,有助于扩展传统节庆的理论研究。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绅士化成为全球各类城市更新的核心现象,受地理、城市和规划等学科关注。以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形成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构建和验证涵盖空间生产、推拉模式和创意集群孕育在内的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生成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修复过程呈现典型绅士化现象,且该现象具有高端写字楼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景观特征,入园企业私营化、生产要素创意化和生产关系外向化的业态特征以及年轻化、情怀化、创意化和服务化的群体特征;② 和丰绅士化现象是老工业区以推拉方式形成的社会空间置换,权力、资本和创意联结而成的再生产关系主导空间实践;建筑规划师和创意阶层主导的物质性空间营造和创意实践形成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推动创意集群内生发展和演化,催化了基于文化、理想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升华为表征性空间,形成了“地方元素的感性认可→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的理性约束→地方元素、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协同→关系力量的反馈”逻辑路径,激活了老工业区空间演化。③ 和丰创意集群育成取决于文化氛围、办公环境、经济区位、政府政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相互作用。     

文化多元与邂逅：电影作品中的华裔社区地方营造

经过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反映现实的同时也高于现实,不断重构、书写现实空间。本研究援引邂逅地理及地方感等理论,以5部华裔社区空间题材的电影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五部影片中关于华裔社区的选择再现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发现：①影视文本首先从民俗仪式与风水文化两个空间文化符号出发,构建地方性;在此基础上,电影文本以景观符号为切入口再现华裔社区的物质空间,实现新的地方营造。②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华裔社区成为“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邂逅的重要场所。③非表征理论通过强调人的“身体”与族裔社区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地方协商和情感融入框架下探索新的邂逅。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电影文本中族裔社区的文化多元性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为族裔社区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间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