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方面介绍了西方和国内的主要研究成果,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进展和领域作了综述。在总结社会空间结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全面回顾了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并重点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和研究热点。认为今后要借鉴多学科的综合进行理论研究;社区建设与社区规划研究将成为热点;要重视居住空间分异与调控的研究;活动空间、感应空间及生活环境质量的研究将不断强化。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研究的评述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可以从整体上、宏观上反映和把握城市社会空间变迁规律,是城市规划、城市管治重要的科学依据。从研究理论、内容、方法3个方面回顾和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经典模型,发现国内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理论、方法）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国内仍缺乏学科理论整体框架的建树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并探索性的提出中国今后应以（1）按城市规模分析、建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综合模型;（2）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城市管理制度以及市民行为等因素变迁过程中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构建与特征分析;（3）根据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实证研究,探讨建国以来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阶段模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作为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研究的重点领域。     

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基于手机画像数据的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空间分异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2)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3)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中国人文地理学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展望

以中国地理学界权威期刊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文献为样本,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关键词、研究团队以及科研机构与地区分布的分析,总结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总体特征。发现：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领域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问题和内容主要包括城镇化过程、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动力机制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计量分析方法、3S技术、模型等。随着学者们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过程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研究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在对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主要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重点发展方向应当集中于拓展全球化视野、加强理论创新;注重微观尺度研究领域的开拓,重点研究微观尺度空间发展的过程规律、类型与模式、动力机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多元化,形成以地理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加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研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及提升服务社会需求的决策支持能力等。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整个研究进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研究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形成原因,以及中产阶级聚居区等;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化与内城居住选择以及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再界定、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的再讨论、创新阶层、中产社区与社会空间公平、消费行为、政治作用与环保意识等方面。本文结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概况,参照西方相关研究,建议今后应重点关注社会转型下中产阶级形成机制、阶层特征、中产阶级聚居区以及中产阶层化等方面。     

2300多年来成都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研究

在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时期,研究成都市2300多年来居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与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古代,整个居住空间结构严格遵循等级森严的礼制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居住空间分异。近代,在剧烈的社会动荡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使居住空间结构呈现多元化分异,成都市居住空间格局逐渐由满汉分居演变为华洋分居。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内部形成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蜂巢式居住空间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居住空间沿公路环线呈同心圆向外扩展,并沿主要交通干线呈带状分布。另外,居住空间发展不平衡,居住分异明显,居住边缘化和郊化开始显现。     

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历程,然后评述了现代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转变、特点和主要学派。依据对相关文献的考察,把西方现代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分为四大部分:(1)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意义(2)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模式(3)城市空间与制度框架(4)城市场景中的特殊行为,并对此进行了综述概括。最后就城市社会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意义和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议。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教育绅士化社区：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研究

教育绅士化现象已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以长春市郊区出现的教育绅士化社区为例,对其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及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私立学校与房地产开发活动在郊区的结合催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绅士化现象,其实质是由教育资源引发的绅士化现象。② 教育绅士化社区采用“房地产+名校”的模式进行开发,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阶层四大主体。教育绅士化缘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开发商是物质景观改造的主体,学校则是吸引绅士阶层集聚的关键。③ 教育绅士化社区一方面引导了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的迁移,促进了郊区物质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的分层和极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同时对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1982-2000 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 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 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 “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 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 1982-2000 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 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 同期, 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 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 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 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 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 间, “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 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 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绅士化运动”对我国旧城更新的启示

探讨了西方“绅士化运动”的概念、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着重分析了“绅士化运动”对原住居民的影响以及城市地方政府在“绅士化运动”中的作用 ,认为“绅士化运动”对我国当前的旧城更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文中建议在编制旧城更新规划时开展关于旧城更新项目对原住居民影响的专项研究 ,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     

星球绅士化理论前沿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

绅士化已经成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探究绅士化的理论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对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比较可见,星球绅士化突破了传统绅士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差异凸显了中国绅士化研究的价值。结合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央地关系及其多尺度交互作用,可进行星球绅士化的理论创新。未来中国城乡治理应重视治理模式转型、区域战略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全球经验、区域差异、城乡融合是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点。对绅士化现象须采取批判性的价值论立场,关注城乡中低收入者权利,为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对接,并提供本土化经验。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