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对山东省91个县域的定量分析

在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山东省2009年交通、2011年经济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综合分析方法构建包括区中心城市的区位关系指数、县域道路连接程度、对外通达性3个指标的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以山东省91个县市为例,分析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构建16种空间组合类型,得出如下结论:①91个县市综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0.690、0.349;②91个县市的组合类型分为12类,以综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型、超前型为主;③沿海经济带、济南都市圈、胶济沿线地区综合交通可达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具有较好的优势,两者协调程度较好,处于高水平的协调,鲁西部县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优势较弱,处于低水平的协调。研究县域尺度综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格局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基于供给侧的区域交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等多运输方式,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交通需求的差异,从国内交通和国际交通两个层面构建了区域综合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比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交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长三角地区高于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交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不同尺度及不同交通方式上表现不同,国内交通差异小于国际交通,交通总体发展水平差异介于国内和国际交通之间;公路交通在城市群间的差异较小,水运、铁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在城市群间的差距均较大,但引致综合交通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铁路、航空和水运发展上的差距。各交通方式发展优势均不突出,且铁路发展明显滞后是引致珠三角交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了改善珠三角地区交通的建议。     

基于GIS的河南省公路交通网络分形空间特征研究

以分形理论为基础,借助GIS技术,分别测算了河南省全域公路交通网络的长度-半径维数、分枝维数以及其所辖18个省辖市各等级公路的相似维数及权维值.研究表明:河南省公路交通网络具有分形特征,长度-半径维数与分枝维数存在一定差异;各地市权维值存在较大差异,表明河南省公路交通网络分布不均衡,差异较大,中原城市群和黄淮的部分地区公路交通较好,而豫北、豫西、豫西南及豫东南部分地区交通覆盖度较差.为进一步探讨各地市公路建设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通过公路规模与经济产出的分形模型测算出18个省辖市的分维值,发现郑州等10个城市经济发展超前于公路规模、开封等3个城市基本一致、平顶山等5个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于公路建设规模.     

基于公路客流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组织模式

多视角和多尺度城市网络逐渐成为认识空间关系的主要途径。公路流数据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距离衰减特性,对于刻画区域尺度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地级行政单元间的公路客运流,论文尝试刻画中国城市网络功能结构和区域效应,并对其空间组织模式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以期能够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支撑和认知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公路流的城市网络空间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分布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耦合,更多体现的是区域尺度的空间关系及核心—外围组合关系;② 通过社区发现算法识别出19个城市经济区,其空间内涵主要包括行政区经济、巨型区域溢出效应和核心—边缘结构等;③ 不同地域系统内城市网络自成体系,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多元的空间组织模式,多层次、流动性和网络化的地域系统格局凸显;④ 从空间形态上看,区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单中心结构、双核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低水平均势结构等区域关联形态,并以单中心发育模式为主。     

东北振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演化及空间分异模式

从经济基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构建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和ESDA方法,从地级行政区尺度对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内部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黑龙江省北部成为东北经济发展最薄弱的地区;在空间上,东北经济发展呈现出集聚性,并主要表现为核心-边缘、轴带集聚发展以及沿海-沿边等空间分异模式。     

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省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年云南省各市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在运用熵值法测算云南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基础之上,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度测度研究,对其耦合—协调类型区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市州县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云南省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

认识中国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世界上120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31个省区的经验数据,采用改进的象限图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全国31个省级单元划分为6种类型。城市化严重超前型3个,城市化中度超前型2个,城市化轻微超前型8个,基本协调型4个,城市化中度滞后型5个,城市化轻微滞后9个。②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呈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以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城市化滞后经济发展为主。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类似马太效应。得出2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当前中国不少发达省区中的城市化超前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二是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适度加快。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从旅游发展质量内涵出发,建立包括5 个子系统共31 个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旅游"质"-"量"发展协调度评价模型。基于旅游发展质量的测度,判定旅游发展"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度,并结合旅游发展速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差异明显,东部 > 中部 > 西部,31 个省区划分为高质量、中高质量、中低质量、低质量4 种类型,旅游产品等子系统发展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② 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经济规模等指标的关联性特征表明,传统的旅游经济统计指标并不能反映旅游发展质量的高低;③按协调发展度各省旅游发展质量可划分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中度协调发展型、勉强协调发展型、中度失调发展型4 种类型,多数省区为中度协调发展型与勉强协调发展型;④ 基于局部加权回归(LOESS)的曲线拟合发现,随着协调发展度的提升,旅游发展速度总体上呈现出较显著的回落趋势。     

基于分形理论的公路交通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公路交通网络为研究对象,用分形技术测算出各等级公路网络的分维数,并构建了度量综合路网的权维数模型。经过实证得出区域路网分维数受路网面积大小影响,继而对地级市进行了面积区划,把各类区的路网权维数、干线分维数和综合经济指数做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各市的路网分维数与综合经济指数呈正相关,说明了路网覆盖度越均匀,交通网络越复杂地区经济发展越好。为进一步探求各市公路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通过引进公路规模与经济产出的分形模型测算出17个地级市的分维数,发现有合肥市等6城市经济发展超前于公路规模,铜陵等4城市基本一致,马鞍山等7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于公路建设规模。     

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律

通过选取世界255 个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样本,对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空间分布和网络特征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城际轨道交通规模与大都会区人口、用地、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多个回归模型;最后,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区域,对其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和布局进行预测。模型显示,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与经济的相关程度最高,其次是人口和用地,而人均城际轨道规模与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呈指数相关,其中,与人均GDP正相关,与人口密度负相关。应用模型得到,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规模超前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但低于人口发展水平。近期应重点建设广州、佛山、深圳、东莞4 个城市重要节点的城际轨道交通,构建广佛和广深两条走廊,并联系珠海、中山、肇庆、惠州、江门的中心城区,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放射状布局;远期则需要进一步加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的线网密度,扩大线网的覆盖范围,并对外围的肇庆、惠州和江门适当增加联系的节点,最终形成网络状布局。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时空分异测度

以中国34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了2001年和2011年 “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中国地级单元2001年和2011年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以西北-东南走向的“反胡焕庸线”为分界的态势。“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整体较低,效率值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中部地区,达到“有效”状态的城市极少。10 a间平均效率值总体降低 ,高值区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人均GDP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呈现自南向北不断降低的特点,辽宁省明显高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典型的南北空间分异特征,且生态环境水平相似地区集聚发展现象愈发明显。③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开发滞后性特征明显,勉强协调-开发滞后型（Ⅲ）、中度协调-开发滞后型（Ⅵ）是主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④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水平是影响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ESDA的西北地区公路网分布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2004-2010年西北地区市域尺度的公路网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公路分布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公路网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全局正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公路网空间差异趋势愈加明显,公路网集聚模式发生明显变化的区域集中在陕甘宁交界地带,“陕南-关中-陇东-青东”地区形成公路网“高-高”集聚类型分布的连绵区域,“低-低”集聚类型区域分布在河西走廊、新疆、青海地区;（2）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规模数量呈增长态势,其中“西安-兰州-西宁”地区的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已形成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交通带;（3）自然环境状况是约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基本条件,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公路网分布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地区碳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