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北碚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以全国典型的山地城市——重庆市北碚区作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扩展指数、核密度法、空间韵律指数、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北碚区2009年到201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空间分布、规模结构、形态结构以及斑块景观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从自然因素、生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三方面探索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9年到2015年,北碚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各个镇街的扩展指数为负数且与城镇化率的增量呈负相关态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均表现为在地势低平和城镇化率较低的区域聚集;从微观视角出发,农村居民点的整体规模减小并向小斑块格局演变,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并趋于破碎化;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驱动因素有坡度、到园地的距离、到耕地的距离、到城镇用地的距离、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是在自然因素、生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自然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城镇化率指标对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影响力则显著增强。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武汉城市圈空间演变的社会经济机制分析

城市化是城市圈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空间演变的主要原动力。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构建城市圈空间演变的动力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PSS12.0软件,通过回归分析,以城市化变量表征城市圈空间演变过程,分析武汉城市圈空间演变的相关动力机制,得出城市圈空间演变表现为动态螺旋跳跃式上升曲线,是城市化、工业化、服务产业化、信息化、运输化等经济社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耦合的结果,同时,各影响因子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城市圈空间发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主导因子表现为工业化(1949—1965年)—第三产业化(1966—1979年)—市场化与制度化(1980—1989年)—多因素(1990—2008年)推动作用的变化过程。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

基于1987年、2002年、2013年三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指数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在绿洲内部平原区,其中城市周边及沿河道、道路是居民点空间聚集较明显的区域。② 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较形状变化更为显著。新建居民点和旧居民点边界扩张是导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显著增长主要原因,且在不同时空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方式;居民点形状以矩形和近圆形居多,条带型较少。③ 通过对居民点景观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辐射距离、水源地远近及距离道路远近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景观变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人口规模,最后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快速城市化区域农村空心化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从土地、人口、经济三方面构建农村空心化的测度框架及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村空心化进行测度,揭示农村空心化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土地空心化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外围逐渐减小的特征;人口空心化呈现出中部核心区高,北部低的特征;经济空心化的高、低分布与人口空心化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特征。(2)综合空心化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以中、低等级为主,空间分布由中心城市向东西两侧的外围地域逐渐减缓的特征,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对空心化等级的空间分布具有较显著影响。(3)农村空心化是区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提高及区域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数量及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村空心化的主导与直接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及效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     

快速城市化区域农村空心化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从土地、人口、经济三方面构建农村空心化的测度框架及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村空心化进行测度,揭示农村空心化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土地空心化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外围逐渐减小的特征;人口空心化呈现出中部核心区高,北部低的特征;经济空心化的高、低分布与人口空心化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特征。(2)综合空心化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以中、低等级为主,空间分布由中心城市向东西两侧的外围地域逐渐减缓的特征,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对空心化等级的空间分布具有较显著影响。(3)农村空心化是区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提高及区域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数量及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村空心化的主导与直接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及效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     

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行业门类就业数据,以山西省各县域为空间单元,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演变过程,并且解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变化明显,经历了由单中心点状集聚向多中心面状集聚的演变过程,且整体扩散趋势中表现出局部集聚现象。在此过程中,煤炭生产的地域功能实现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空间转移;煤炭产业高度集聚的热点区呈现出均衡化发展态势,且各热点区蔓延式扩散的强度和范围表现出显著时空差异性;煤炭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性、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效应、资源型城镇空间演变的客观规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牵引作用,以及政府制度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等是主要驱动因素。     

经济体制转轨下的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响应

城乡地域结构与经济体制响应关系研究,是从体制变革出发剖析中国城乡地域空间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对比1978-2010年长三角地区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发现二者变化阶段具有一致性,城—郊—乡地域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地域结构演变,响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选取经济体制核心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所有制结构)为体制变量、地域结构要素(城乡地域范围)为空间变量,建立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刻画城乡地域空间对体制变量的响应状态,并利用方差分解函数(VD)进一步分析体制变量对城乡地域结构演变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① 城乡地域结构中,城乡过渡地域对体制变量的响应强度最高;② 城乡地域各个空间对私有经济投资变化均表现出响应强度相对较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城市建成区扩展对国有经济投资变化响应迅速,并呈负响应关系,而乡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响应集体经济投资变化;③ 在体制影响下,城市建成区和乡村自身发展状态的惯性对其演变依然长期起着重要作用,而城乡过渡地域的自身发展状态惯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影响下很快失去主导作用。     

四川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类型识别及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     

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移态势研究

采用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在全国总迁移人口中的地位变化的省际总体特征和个体特征,探讨了各省级单元农村人口迁移在总人口迁移中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时间变化的原因。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布格局,分别从省际、省内两个空间尺度,分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截取1980-2010年四个时间断面中国各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描述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和差异,分析其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先有所缩小、再急剧扩大、进而明显缩小;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性较明显,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冷、热点区域在不同时间的空间差异显著;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时间上差异显著,可依据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变化将其分为四类;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格局是地方在对国家宏观战略、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地区城乡战略、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响应中逐步形成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和调整城乡发展政策。     

基于县域单元的河南农民收入区域分异时空格局

依据河南1995—2009年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法对农民收入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格局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河南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绝对差异持续增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增大态势;县域农民收入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整体上呈以豫中和豫西北县市为中心,以豫北、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地区县市为外缘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西北和东南部县市间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由此认为,加快提高豫东和豫东南农业县域的农民收入水平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

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异性,以及不同原因的流场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部塌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口省际迁移的辐合流场与辐散流场在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的迁移辐合中心;东北与山东的对流渐趋消失,西北取代东北成为非沿海区域新的人口引力中心;以秦岭-淮河线东段和黑河-腾冲线南段为界,人口迁移分裂为东南和西北两大“流域”。就业迁移的优势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第一动力;婚姻迁移的主流方向是西南贫困山区指向华东农村,形成了西南“喀斯特新娘输出区”。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演变的时空特征及内在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西部地区受特殊区情的影响,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难点和关键。以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揭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演变的基本态势,发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规模比重、属性特征、从业状况和带眷转移、回乡创业等情况随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明显变化,在空间上逐渐呈现向本省及西部地区回流的趋势,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演变特点存在较大差异。在内在机制上,认为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和成本预期、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国家相关政策体制以及转移劳动力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变化驱动着四川等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演变。     

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及空间演化

研究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揭示其经济差异的驱动机制和实现黄河流域农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GeoDA和GIS软件,结合ESDA-GIS空间分析法,深入分析了1990-2013年黄河流域332个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经济的差异及其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近20多年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整体水平不断上升。高及较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且呈团状集聚,中等水平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传统的农牧区,低及较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头及周边地区。空间格局以高水平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低水平区扩散,分层现象较明显;②1990年以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呈逐渐增强态势,以显著高—高和显著低—低类型区为主且稳定性较强,而显著高—低和显著低—高类型区则较少;③区位、产业结构和政策是导致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人地关系视角下的乡村居民休闲空间变迁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检索、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以江汉平原为例,探索乡村居民休闲空间的历史变迁和结构要素特征。结果表明:江汉平原乡村居民休闲空间经历4个变迁阶段。原始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缺乏,原始部落中央广场形成休闲空间雏形,表现为空间开放特征;农耕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基本形成,散落的乡村空间格局致使休闲空间相对分散,表现为空间区隔特征;工业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逐渐成熟,乡村休闲空间被外来游客占据享用,表现为空间掠夺特征;生态文明时期,休闲空间要素稳定完善,人地和谐共生,人人共享休闲空间,表现为空间共融特征。     

典型山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南山区的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各县(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并将其划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三级。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发现,县域居民生活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性,空间差异明显;相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空间聚集特征更加明显。造成凉山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有:1.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县域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呈高度负相关。2.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凉山州地理资源条件较好的安宁河流域的"五县一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均高于其他县域。3.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更加明显。凉山州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随后,对提高山区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简单探讨。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