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域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贫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以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村域贫困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年底中国精准扶贫识别的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新时期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定量探测了贫困村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了村域贫困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贫困化与地理致贫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空间上两者的作用路径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总体上,可从自然和人文2类要素和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来综合识别村域致贫因子。地理环境在贫困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经济要素是重要的致贫因子,社会要素具有贫困放大效应。② 贫困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国贫困村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和地势三级阶梯所形成的基础地理格局具有高度一致性,村域贫困化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和坡度分异特征,在空间上有1个一级核心区、5个二级核心区、7个三级核心区。③ 地形、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交通条件和公共服务是中国村域贫困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省际间各因子驱动大小差异明显。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

在梳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的学术探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发展地理学分析框架,建立了由经济地理资本、社会地理资本、文化地理资本、生态地理资本和政治地理资本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处理集成方法和技术流程,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实证研究显示：① 地理探测可以确定作用地方贫困的主导地理资本,各主导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L_{A, P} ≥ 0.15;② 在不同主导地理资本作用下,5个单维地理资本指数及其合成的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地方分异明显,存在阻隔和时滞特征;③ 贫困的地方分异可分为经济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4大类共7小类;④ 立足发展特征,挖掘地方动力,提出不同贫困分异类型的地方治理对策和模式。乡村振兴和2020年的减贫转向,应重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扩散、空间整合的综合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提供发展地理学解决方案。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近20a来巢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形成和维持的自然环境条件及作用。基于1995—2017年遥感分类数据,对研究区按3 km×3 km幅度网格化2019个样方,利用空间统计和缓冲区等方法进行巢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应用地理探测器工具揭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及因子交互作用机制,并提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巢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量由1995年的303.17亿元分别下降为2005年300.95亿元和2017年287.70亿元,近20a来减少约5.11%,年均下降率0.23%,其中合肥市区、巢湖南部和东部地区降速明显;② 生态服务价值等级空间转移分析表明,巢湖流域低级别生态服务价值区域在扩展,中等及高级别区域在缩小。以巢湖为核心的缓冲区分析表明,20a来缓冲区核心环带内生态服务价值量下降18.55%,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核心区的生态系统功能变化值得关注;③ 地理探测分析表明,人为影响综合指数是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地形、气象因素是重要影响因子;人为影响指数因子、自然因子及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增强效应共同影响了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在空间上的分异效果。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巢湖流域生态系统调控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三生”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基于土地“三生”功能视角,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2000—2020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特征与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三生”空间地域分异显著;“三生”空间结构演化呈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缩减的变化趋势。（2）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22720升至2010年的0.22724后降至2020年的0.22699,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空间上呈“东南较高、西北次之,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化的冷、热点区主要聚集于东南和西北部,与区域内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趋同性。（4）生态用地结构、归一化植被指数和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自然因子内部以及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效果。     

基于InVEST模型的青海湖流域产水功能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青海湖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5—2020年8期土地利用图,结合地形、土壤和气象等数据,运用本地化修正后的InVEST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模拟流域产水服务、评估产水量空间分异特征、剖析其空间异质性归因。结果显示：青海湖流域1985—2020年产水量变化区间为11.68～81.52亿m³,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W”型变化趋势;产水深度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高值区均集中在海晏县内;垂直梯度上,产水能力随海拔增加而减弱;地理探测结果显示单因子对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分区中以气候类因子解释力最为显著;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由多因子共同决定,整体上以降水与实际蒸散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力为主导因子。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黄河流域9省区44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5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和交互作用探测影响因素与因子间的耦合互馈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非遗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在区域分布上,中游非遗最多,下游非遗最少;在省域分布上,山西非遗最多,四川非遗最少;在县域分布上,菏泽市牡丹区非遗最多。（2）黄河流域非遗的最邻近指数为0.78,且置信度为99%,在空间分布上呈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3）核密度呈集聚分布态势,形成“多核四带”的空间分布格局。（4）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比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文化因素的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子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强,经济因素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因子较强,社会因素的交通和民族因子较弱,自然地理因素的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因子的影响力整体最弱,因子间交互作用探测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解释力更强。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黄河三角洲“三生”用地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空间分异机制

“三生”用地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是指导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基于1998年、2008年和2018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解译数据,构建黄河三角洲“三生”用地分类体系,通过土地利用转型图谱、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重心转移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分析研究区“三生”用地转型特征、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 1998—2018年黄河三角洲“三生”用地转型表现为生产用地占比大幅增加（+13.50%）,生态用地占比大幅减少（?17.19%）,生活用地占比小幅增长（+3.69%）。1998—2008年,“三生”用地转型以生态用地向生产用地转型为主。2008—2018年,无绝对优势转型类型,转型过程复杂化。② 1998—2018年,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指数由0.390升至0.395,较高质量区与高质量区占主体地位。研究区中部及黄河入海口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东南及东北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降低。③ 植被覆盖度、微地貌类型、土壤类型是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区位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贡献率随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而降低,生态保护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与生存环境应用研究进展

自然地理学是一门以基础研究见长的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中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自然地理学家根据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在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同样取得显著成效,为国家重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规划,宏观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保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总结了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在自然环境区域差异与自然区划、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和风险防控、荒漠化过程与防治、黄淮海中低产田改造、冻土区工程建设、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和地方病防治、自然地理要素定位观测、地理空间分异性识别和地理探测器等方面的实践与应用,指出了未来自然地理学的应用研究方向。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并持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固有认识。当前,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与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城市区域化的加速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起,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全新时空观的出现,使得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移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与网络信息空间的变化,提出了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移动社会理论框架。进而对移动信息时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希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信息时代的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规划与管治。     

计算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探讨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而带来的网络虚拟信息空间的地理研究、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研究这一崭新问题的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较广的综述，并提出近期研究的目标、研究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近期研究的重点问题。     

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与理论提炼

胡焕庸线、“T”型模式以及双核结构,可归纳为“一线两轴双核”结构,是不同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对于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和理论提炼。胡焕庸线属于自然地理学地域分异规律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延伸和拓展,遵循的是均质区域的基本假设;“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则超越了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思路,遵循的是功能区域的基本假设。其中,“T”型模式是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从现象看,双核结构附属于“T”型开发模式,但后继研究实现了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化,完成了科学发现、机理分析、数学推导和实践应用的全过程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从理论层面而言,分别基于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假设的胡焕庸线和“T”型模式属于空间分异规律的分析结果,属于地理学中的个例性理论;双核结构则属于符合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显然,胡焕庸线、“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区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理学规律和理论提炼的国家;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可为区域空间结构规律的总结和人文地理学理论的提炼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角度的启迪。     

中国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农业地域格局取决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要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伴随着这些要素的长期变化而产生时空演化和区域分异,由此奠定了综合农业区划的科学基础。本文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战略,剖析了现代农业发展环境的时空转变及其动态特征,建立了农业自然要素与农业地域功能耦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和定性评判综合手段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农业区划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全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该方案包括15个农业一级区、53个农业二级区,并与1981年农业综合区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揭示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为新时期加快各地区现代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促进地理学综合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盗窃犯罪易发地的构成、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

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① 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② 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③ 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     

近年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英文）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s with related research abroad, academic standards and issues awareness have been intensified in domestic tourism geography, 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enhancement. Hence, some valu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areas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tourism flow, ecotourism,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planning and tourism impact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research, expanded new areas of research and made research trends diverse. Meanwhile, with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ly-oriented and refle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trends of China's tourism geography are prospected: 1) Catering to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persisting problem-oriented, strengthening the meta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building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theory of tourism geography and method system. 2) Introducing and assimilating foreign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while focusing on explaining new tourism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he domestic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3) Concerning about the new regional spatial processes of demographic process, social process, and spatial process in new tourism trend. 4) Exploring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new models to develop territorial space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s. 5) Exploring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s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scal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cale transformation, interaction of man and nature, creating tourism geography interpretation system based on "process-structure-mechanism" of China. 6) Building theoretical system actively, while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research, and focusing 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ouris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national parks' construction and other hot issues. Faced with econometrics research boom, we should return to rational thinking, using big data scientifically,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qualitative evalu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际空间规划嬗变与启示

空间规划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政策工具,空间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当前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目的在于总结其演化规律,明确其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的启示。研究发现:① 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其理论与方法在空间规划改革中不可或缺。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仍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关系地理学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同时地理学还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方法与技术支撑。基于孤立视角与线性增长的传统空间规划往往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基于关系网络与多种发展轨迹综合叠加的关系地理学理论可为空间规划的科学化、合理化提供支撑。② 提升中国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空间规划健康发展的基石。德国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其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则支撑了其以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国土开发格局的形成,地理学者在推动既有理论本地化的过程中,更应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为解决中国空前激烈的人地冲突提供科学指引。③ 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推动空间规划目标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保障。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应积极面对空间规划改革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区域特质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途径,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以此为国家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