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来源于过去的特定区域的传统实践,更是生成于全球化体系中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以跨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架构非遗的形成、运作和认同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使用跨地方聚合的思想重新概念化非遗实践,将其解读为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中介下,由跨地方异质性要素聚合而成的不稳定的开放系统,以区别于固有对非遗实践“稳定”“以人为中心”和“边界化”的认知。通过分析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摩梭纺织技艺两个案例来呈现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过程及特性,以及非遗传承和保护由此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在重视非遗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潜力时,要进一步认识非遗实践的跨地方性对本土社区的影响,反思遗产原真性和文化价值与当前非遗实践的关系,强调在非遗全球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持其与本土认同和本土生计之间的关联。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2)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3)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4)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21世纪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回顾：兼谈地理学可能的贡献

“遗产时代”已经开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然而,富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地理学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贡献仍有待提高,文章希望从实践回顾、话题梳理、国家战略推进等3个方面促进地理学者为建构非遗跨学科研究体系贡献力量。首先,从“非遗”概念的诞生以及民间文化的复苏入手,回顾了中国历年有关非遗的保护实践,总结出非遗研究的“特性与意义的构建”“传承与制度的反思”和“开发与社区能动性”3个重点议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积极借鉴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学术成果上所着力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非遗研究体系。其后,将非遗放置在乡村振兴、城市发展和文化强国3个国家战略中给予考量,指出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最后,在总结归纳非遗研究话题与进展的基础上,对地理学在非遗领域可以开展的工作进行讨论,以期启发和深化相关研究。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利用

应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市域和县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利用设想,这将可能为非遗旅游景点(区)开发利用提供空间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辽宁省非遗旅游资源级别结构以省级非遗为主,类型结构以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为主;(2)非遗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状态。共形成以沈阳市区为中心的1个极核区、阜新、锦州、辽阳、鞍山、大连和丹东6市境内的5个高度密集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县境内的4个次级密集区;(3)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高度集中,其他类型分布较为均衡。沈阳、大连、锦州和鞍山4市在数量和平均密度2个方面都在均值以上;(4)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沈阳市属于非遗旅游资源密集区,大连、鞍山、朝阳、锦州和本溪5市属于较密集区;(5)依据分析结果提出非遗旅游资源分区利用可行模式,各区可利用资源优势实行主体模式和辅助模式并存。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旅游开发对提高区域非遗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ArcGIS分析京津冀区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国家5 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非遗整体呈集聚性分布,但区域差异明显,并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围区县扩散减少的分布格局;2)各类型非遗在结构及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结构上以传统技艺类非遗为主体,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类等为支撑,空间分布上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类非遗资源差异最大;3)距所属城市中心越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缓冲区内的非遗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最后从明确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重点类型、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非遗文化特质和旅游差异性、借势国家级旅游品牌四方面对京津冀区域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游记对旅游地地方性的影响研究——以曲阜为例

以42篇曲阜游记作为分析材料,梳理了游记再现的曲阜地方性要素以及游记对曲阜地方性塑造的作用。游记是游客地方感的文本再现过程,由此可以了解游客所认同的旅游地地方性要素。游记中再现偏少的地方要素是今后旅游地旅游开发与文化建设的重点。游记中再现的具有负面感知的地方要素,可为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的建议。知名游记是旅游地营销的重要手段,旅游地相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游记在旅游地营销中的重要作用,用游记来激发游客的旅游动机。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传统无形文化传承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山西15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位置信息和DEM、气象、河流、人口、经济、古道等基础数据,以ArcGIS 10.3地形分析、缓冲区分析、时间成本距离等获取山西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多维属性,并提取非遗点地理信息,采用非遗密度、区位商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非遗分布对地理环境响应的差异。研究结论：① 自然地理环境对非遗分布起基础作用。非遗偏好低中海拔、坡度<5°、平原盆地台地、临河、10℃以上积温≥ 3000 ℃、年均降水量≥ 500 mm地区。② 在人文地理环境中,非遗对交通环境的响应最高。非遗集中分布在县级行政中心2 h、市级行政中心4 h公路通行圈。县/区人口越多,非遗越多;五成多非遗位于乡村。在人口超过50万的区县,非遗主要集聚于建成区;在人口小于20万的区县,大部分非遗则分散在乡村。非遗分布与地区经济相关性不明显,非遗高度集聚区位于古代高级政、商中心。③ 非遗对地理环境的响应具有要素综合性、尺度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     

“游客—居民—经营者”语境下历史街区地方文化重塑效果感知研究——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

地方文化的塑造是历史街区旅游发展的重点,而游客、居民、经营者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认知和态度则是历史街区开发的基础,对历史街区文化旅游的转型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该文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PA),从游客、居民和经营者的综合感知视角,探查地方文化的重塑效果。结果表明：(1)前门地区地方文化构成要素分为物质层、非物质层两大类,包括特色建筑、街道肌理、景观符号、特色商品、地方品牌、文化活动、传统习俗、名人轶事、文学曲艺、生活方式10个子类;(2)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地方文化的感知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对其文化内容和要素的反应相似;(3)游客、居民、经营者对前门地方文化表达的情感反馈均较积极,但居民反馈相对较低,是管理者需要关注的重点;(4)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中的期望和表现效果具有一定差异,其中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是未来提升的重点内容。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

随着西方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制造文化”成为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新兴话题,而传统工艺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也得到关注。论文以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研究发现：蜡染生产是一种具身性、物质性、地方性和关系性的实践。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和线上等不同空间,手工艺人的身体是蜡染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具身练习提升蜡染技能,并充分发挥能动性对产品进行创新,同时制造实践也引发了手工艺人正面或负面的身体体验;蜡染生产流程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引导着手工艺人进行“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地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蜡染的生产实践又塑造地方的身份和特性;蜡染生产不仅是手工艺人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同时通过对手工艺人的身体技能、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也有助于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提供更具关怀性的保障措施。     

地方性与传承：宜兴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与变迁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不断加深,本土标志性地方品牌的地理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以中国宜兴为案例研究地,从地理品牌的构建来考察宜兴地区特有的紫砂文化生产活动,揭示地理因素在赋予地方品牌深层意义的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紫砂文化地理核心的变迁分析,探析地理品牌动态化的传承中如何增加历史文化价值,揭示地方性特点...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要素价值、影响力、保护价值及生态敏感度4个目标层19个指标,利用AHP方法构建非遗旅游资源评价体系.通过对皖东地区旅游直接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其对非遗旅游资源评分值.政府对非遗旅游资源的评价最高,当地居民和经营者的评价基本相同,游客的评价最低.政府机构是地方非遗开发保护和传承的主导者,应积极引领发挥其最大旅游效益;当地居民和经营者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参与者,应积极提高自身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主动意识;非遗地域差异明显,游客对其相对生疏,建议重点开发能让游客参与其中的非遗旅游活动,不同群体在开发利用非遗旅游资源方面各尽其用.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简称"非遗旅游")研究对调和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冲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借助文献信息分析法,从时间脉络、重点领域和主要内容三方面对国内非遗旅游研究进行归纳和述评.结果显示:国内现有非遗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旅游保护与开发辩证关系""非遗旅游发展中的遗产传承""非遗旅游开发机制""非遗旅游利益关系"和"非遗旅游保障体系"五大模块.非遗旅游研究主要聚焦非遗保护、开发与传承,存在研究时间脉络连续、偏重实用主义、与产业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同时也突显出理论研究不足、跨学科合作不充分、研究方法规范性相对欠缺的局限.基于此,寻求前瞻性理论突破、推进非遗传承保护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应成为未来非遗旅游研究的重点方向.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项非遗项目进行空间分析,并首次从历史视角将人类迁徙、古丝绸之路纳入到非遗空间成因中。结果显示:(1)新疆非遗整体为凝聚型,中原文化传入为主体的传统戏剧、曲艺零星分布个别区域,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均匀分布,形成多个高密度区;其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彼此空间近邻,互相依存,相伴而生;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带,古陆路丝绸之路主要驿站成为传统技艺、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大多分布的高密度区域。(2)新疆非遗空间不仅与地貌、河流分布有关,同时古丝绸之路、人类迁徙对非遗的扩散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多面性。研究结果对非遗开发,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国家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从历时发展、空间关系、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了解其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非遗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此进行影响因素的探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非遗的聚集中心;② 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致性与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 中国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④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和战乱灾害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重视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特质、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等启示。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江苏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方法将非遗的时空分布可视化,并探讨其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江苏非遗在时间上呈“迂回向南”发展轨迹,其数量和类型在不同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在空间上呈聚集性分布,分别在苏州、扬州、南京、常州、镇江和南通形成6个高密度核心;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得知河流水系、政策导向、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非遗的时空分布有较大影响。由此得出重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非遗纳入文化生态系统内整体性保护、正视非遗与经济合理互动等启示。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扎根的家：广州案例

研究以广州为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和追踪法,借助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探究从全球北方流动到全球南方的跨国精英移民扎根的日常策略和家的营造过程。研究发现：(1)“扎根的家”是一个过程性和综合性的概念,扎根的实现需要通过具体和细小的日常实践来完成,而家庭要素、外部环境要素、情感要素以及日常便利性等综合要素成为跨国精英移民决策扎根的主要因素;(2)扎根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通常使用在地化的日常实践策略来实现地方融入,包括住房策略、食物策略、语言策略和身份策略,实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扎根的转变;(3)流动性改变了扎根类型的精英移民对于过去的家、现在的家和未来的家的意义感知和理解,重构了“与家人同在”的认知。研究发展了“扎根的家”的概念,并将日常生活嵌入家的地理学研究中,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