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借助企业成长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探求遗产地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立、发展、退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企业家精神和市场需求双重因素作用下,社区居民利用民居开展经营,实现了身份转化和场所转变,创立了旅游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受遗产保护限制和市场竞争压力,旅游小企业主群体分化,成长意愿不足的小企业主通过租售退出市场,推动新的小企业创立;具有成长意愿的旅游小企业通过模仿创新、代际传承、连锁扩张、抱团经营和品牌加盟等路径实现企业成长。研究发现,一体化、多元化、跟随、抱团等企业成长战略,以及家族企业的内部传承等共同构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同时,遗产保护、市场消费升级等旅游发展因素驱动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循环更新。     

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西递村案例研究

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追溯西递村旅游发展历程发现,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是旅游小企业产生的内外因素,旅游治理模式的变迁对内外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遗产保护组织)的介入程度,将西递旅游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村民自发参与的社区模式,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络模式,以及政府指挥和控制能力强化的层级模式。在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能力不断强化,政府的利益诉求引发了旅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旅游小企业经营特征和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社区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和模仿创新能力受到影响,旅游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研究显示,治理模式的优化是实现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旅游开发已成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使得传统村落地域土地利用、就业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旅游发展成为传统村落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人口等方面探讨了旅游驱动下地域城镇化的过程。结果表明:1)宏村的土地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景区外围,表现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2个方面,申遗前宏村的土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景区内小规模的扩展,申遗后发展方向转移到与宏村隔河相对的际村,土地开发速度快且规模较大。2)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宏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三、二、一产业结构为68∶21∶11;同时旅游小企业快速发展,国际奢华度假品牌企业开始进入。3)宏村人口地域集中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在旅游利益吸引下本地居民的返回以及外来投资者和劳工人口的流入,当地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旅游接待业)方向转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社会行为方式及居民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城市化。最后,简要讨论了影响宏村旅游城镇化的因素。     

基于本底趋势线理论的3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多周期分析

依据本底趋势线理论,利用1979～2006年黄山、普陀山、武夷山客流量统计数据,对旅游成长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年际尺度上3个遗产地的旅游成长均可分解为趋势项、周期项和事件旅游冲击3个部分.2.由于景区开发历史、旅游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各景点旅游发展的起点和增长速率有所不同,普陀山景区,旅游业发展起点高、增长快;武夷山景区,旅游业发展起点低、增长慢;3.受经济增长周期和旅游投资周期等因素的影响,3个遗产地旅游发展均存在2个时间尺度的周期,其中,较长时间尺度为17～19 a库兹涅茨周期,较短时间尺度为5～6 a的基钦周期;4."89风波"、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SARS是3次具有全国规模的突发事件旅游危机,由于各遗产地旅游区位和所处成长阶段不同,3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对3次旅游危机的响应,在损失量(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基于全产业链的我国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都被提升到重要战略地位,文化旅游作为两大产业相融合的产物迅速发展,各地兴建了大量文化旅游项目,但其发展模式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基础层面。因此,本文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文化旅游产业链双核驱动发展模式、文化旅游产业链横向拓展发展模式、文化旅游产业链纵向延伸发展模式。希望进一步推动我国大力实施文化旅游发展战略,通过旅游项目彰显地方文化特色。     

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 ——以安徽宏村为例

以安徽省古村落宏村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方式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商业化发展,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由原来单一的文物古建保护向更趋复杂化转变,针对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宏村旅游景观生产背后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生产机制：政府与开发商强强联合,是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当地居民依然扎根宏村,是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景区商家热衷于打造“店铺景观”,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客提出的改进建议则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4种力量集团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彼此间相互合作,影响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最终结果。最后提出,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需要还原原住居民生活化场景,借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建立均衡、可持续的景观生产机制与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或许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正解。     

疫情影响下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西江千户苗寨的观察,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收集原始材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抽象出疫情影响下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规律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能力和影响因素共同解释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由来和强弱,且从组织内外共同作用于韧性的形成和塑造;2）组织能力是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即韧性组织具有观察环境、预判影响、危机应对和反思学习等基本能力;3）初始资源、社会资本和纾困措施等因素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其谋求组织生存、构建韧性潜力和塑造组织韧性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手段。     

郑州市文化创意旅游发展研究

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是推动旅游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郑州市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在文化旅游资源、目的地可进入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今后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强化产业观念,努力打造文化创意旅游品牌,建立和完善产业的市场管理机制,以丰富的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意识树立旅游品牌和城市形象,充分挖掘文化创意旅游消费需求,以企业作为市场的运营主体并加大其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     

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

伏牛山重渡沟景区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性,探讨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机制和发展路径,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策略,既有助于旅游扶贫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促进旅游扶贫实践的科学发展;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一手资料,采用企业经济分析的理论方法,揭示了重渡沟景区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图景.研究表明:伏牛山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景区公司+农户的互补型旅游企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旅游公司对农家宾馆的垄断管理和一体化的经营机制、旅游公司与社区合作博弈中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作用的发挥等;结论是农户深度参与景区旅游企业经营体系,保证社区居民旅游受益最大化,是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后现代旅游背景下古镇旅游的真实性创造——以云南省楚雄州彝人古镇为例

近代旅游业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休闲与文化等精神性旅游需求为特征的旅游者不断涌现,传统旅游资源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以彝人古镇为例,模仿式旅游资源随之应运而生。尽管学者们对旅游古镇的研究已经司空见惯,不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多样性,但是,模仿式古镇已经超出了传统资源的地域性和文化原真性范畴,从真实性视角对模仿式古镇进行研究成了一个新颖而深刻的问题;彝人古镇是模仿式的、没有原生文化系统的、却以彝族文化为依托的创造性景观,尽管不是真实的传统古镇,却给游客真实的旅游体验,受到旅游者的青睐,可见,真实性是可以创造的,但只有遵循传统文化内涵的创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旅游活动中的文化传播作用。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旅游地空间演化模式——以皖南旅游区为例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地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论文选择皖南旅游区为案例地,探讨了其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79-1990年是空间聚集体形成阶段,以黄山和九华山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聚集”,旅游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集聚发展特征。② 1991-2000年为空间聚集体增长时期,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进一步发展,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西递、宏村景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新的空间聚集体形成,空间聚集体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增长。③ 2001年以来,皖南进入空间集聚体涌现阶段,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强,多种新兴发展要素涌现;新兴发展要素和传统发展要素共同催生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推动皖南旅游区空间演化发展。未来,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将推动皖南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全域化的利用,文化性、生态性、乡村性的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将成为皖南旅游发展主流方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网的建设将加强皖南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皖南将以全域旅游方式,整体融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之中,成为长三角旅游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近邻景区客流季节性比较及其动态关联研究——以西递、宏村、黄山为例

季节性是旅游明显而又重要的特征,要实现旅游业的高效管理,对于旅游季节性的充分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以同一旅游目的地区域内的近邻景区为案例(西递、宏村和黄山),利用“十一五”期间的连续月度数据,采用季节调整方法对近邻景区客流的季节性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协动性分析方法,进行近邻景区客流季节性和非季节性因素的动态关联分析,借助动态关联分析结果,探究景区客流季节性的形成根源,反映近邻景区相互作用等非季节性因素在季节性上的表现。研究表明,结合景区间相互作用等非季节性因素进行景区客流季节性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景区客流的季节性,从而增强景区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景区经营权转让失败后的效应评价——以贵州马岭河景区为例

近年来,转让经营权成为一些风景名胜区管理和经营改革过程中引入企业化经营的一种制度创新模式。贵州马岭河作为全国首个实行风景名胜区内项目特许经营管理的试点单位,却在经营权转让后仅一年便以企业的退出而宣告失败。基于对马岭河景区管理机构、当地居民及旅游者等相关利益群体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马岭河经营权转让失败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发展、景区经营管理及旅游地生态环境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就如何规避景区市场化运作中的经营管理风险及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以安徽省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

旅游目的地之间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空间关系总会呈现出有别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其他形式。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生态学解释和旅游生态位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仿生学空间关系数学模型,构建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体系,并将新体系实际应用于案例地西递、宏村,最后得出结论:宏村的整体竞争力水平高于西递,且两村于2006～2007年间达到稳定的竞争状态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案例分析证明了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成熟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