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区域创新网络模式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网络范式的兴起赋予城市创新模式新的内涵,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流动和创新联系的关注。基于网络视角,以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分析工具,从本地和跨界多维空间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城市创新网络地位,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城市创新模式进行划分。研究表明：①研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知名的理工科院校具有较高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优先链接主体;②长三角城市群重视外部知识获取,跨界网络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途径,地理距离对创新合作空间载体选择的制约减弱;③创新网络位置影响知识获取和城市创新,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四类创新模式,密集的“本地—跨界”创新网络有助于城市创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重组和整合,是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分析京津冀农业科研院所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分解,考察了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农业科技投入要素具有高集聚和弱流动性特征,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在北京地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近年来农业研发人才集聚特征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贡献为负,创新要素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北京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建议未来从建立协同发展长效机制、营造科技人才跨区流动综合环境、细化农业创新资源开放合作清单和路径等方面构建京津冀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浮现中的城市群创新网络:京津冀城市间专利合作与城市群演进

创新网络是城市群建设的主要支撑。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不断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开始浮现,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奠定了基础。以京津冀13个城市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库的专利合作申请数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2001—2005年、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3个阶段的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对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以及网络密度等指标,以考察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及其演进过程。研究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已经逐步形成;(2)北京处于创新网络核心地位;(3)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不高,仍在发育中。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与组织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如何实现协同创新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通过创新系统主体授权专利合作,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联系,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经历了初级发展阶段(2000—2005年)、增强发展阶段(2005—2010年)和扩展与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5年)。从空间发展角度来看,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中心,在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与自主创新能力,京津冀城市群逐步形成"双核+多节点"的创新网络格局。围绕主要城市的创新,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形成一些小组团创新网络结构。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中国城市群是否存在借用规模?

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借用规模问题的关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基于2008—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从功能和绩效维度对中国14个城市群借用规模的存在性,以及借用规模发生的空间条件和形成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城市群层面看,长株潭、珠三角、武汉、辽中南、哈长、北部湾和京津冀7个城市群存在借用规模;从城市层面看,大城市更有可能同时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即存在借用规模,而中小城市更有可能借用功能,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和长三角5个城市群存在集聚阴影。② 借用规模更频繁发生于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均能通过嵌入多中心结构城市群实现借用功能,但只有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可以在多中心结构城市群中实现借用绩效,多中心结构对中等城市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③ 增强城市的地理邻近程度将会降低借用功能,但可以提高借用绩效;增强城市的网络关联程度可以提高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对于借用功能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对于借用绩效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网络关联对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中能够显现。     

基于上市企业联系的山东省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省内和省外两个维度构建了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部关联网络呈现出多中心化、网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由以济南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济南、青岛双核心的格局,烟台作为第三极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但边缘城市网络地位呈现“马太效应”。（2）外部关联网络显示山东省已经跨区域建立起远距离、大规模的跳跃式联系。其中,山东省对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的集聚力相对较强,但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辐射力相对较强。城市关联网络形成了青岛和济南双核心的发展模式,烟台的外部关联能力明显提升,其重要性开始凸显。（3）经济水平、创新能力、行政关系及地理邻近对当前城市间内外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省内以行政关系影响为主,交通则成为省外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关键。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分析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范围,以250 m×250 m网格为基本单元,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人口集聚中心,且人口分布呈现非均匀放射状、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周边递减;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人口流动网络的主要中心,其人口流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群范围内的县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各区县的职住空间不平衡也比较突出。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2001—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1年以来,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② 京津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山东半岛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最大,长三角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和均值仅次于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而城市群核心城市虽然创新资源投入较多,但创新效率偏低;③ 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政府资助、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群创新效率有直接作用和溢出效应。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

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空间联系网络是物流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城市物流专利权利转移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网络规模扩张迅速,网络愈加稠密化,形成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多核心-边缘”格局,边缘区城市联结密度大幅提升,两极分化态势逐渐减弱。②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构筑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空间网络的菱形结构,形成邻近、等级和跳跃式混合聚类的四大凝聚子群,首位联系主要表现为五种空间扩散模式,呈现跳跃式和接触式联系态势。③ 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在经济及信息联系通道中更易集聚,存在显著的内生交互效应;基于本地-邻近视角,功能基础和信息基础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创新联系产生负向影响;政府扶持和众创氛围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基础、产业驱动、消费驱动和人才支撑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分别对本地或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入强度或出强度产生显著影响。     

全球科学知识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本文从自身投入、内部基础和外部网络3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知识投入–知识结构–知识网络”的三维解释框架,采用2000―2019年InCites数据库收录的世界各国（地区）科学论文数据,探究了全球科学知识生产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全球知识生产规模稳步增加,国际合作大势所趋。发达国家科学产出缓慢增长,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强;新兴国家产出规模快速增加,以国内独立研究为主。(2)空间演化上,全球知识生产呈现区域集聚与全局分散的双重特征,重心变迁呈现自西向东转移的趋势,形成西欧、北美和东亚3大热点区域。(3)影响因素上,回归结果表明科学知识生产具有路径依赖和交互式的特征,知识基础、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均对国家（地区）的知识生产绩效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影响。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与城市创新发展

随着高速交通技术和移动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城市创新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彼此远离但有着较强经济活动关联的城市之间是否也可以实现协同创新,目前仍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01—2016年中国289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和微观层面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工具变量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定量研究了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要素依旧存在着向头部企业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且正是这种集中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发展;城市可通过融入经济关联网络,借助于网络外部性来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就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来看,虽然政府科教支出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状况以及高铁网络的建设是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发挥的重要条件,但经济活动密度的提升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还可以强化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创新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所分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帮助网络外部性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因此,政府在探索城市创新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就无需囿于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这一条路径,积极融入城市群内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凭借网络外部性所分享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同样也能实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