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

智慧城市和人本城市建设的浪潮已经触及到了城市的细胞——社区,智慧社区建设已成为未来10多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成熟以及城市社区管理逐步信息化的新背景下,本文从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提出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智慧社区建设应以社区动态规划为引导、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依托,通过多网格融合和技术标准建立与互融,实现社区服务精细化。特别强调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并对社区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实现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再社区化;进而实现社区网格的科学划分和动态管理,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提供社区居民行为引导策略。     

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之解构及其质量重构

以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行为研究方法为指导,从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角度入手,运用城市社会地理学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念解构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的架构要素及其社区生活空间的人本缺失问题。指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体系结构的基本涵义、特征与构成要素。从空间体系角度分析,城市社区生活空间构成要素为城市资源、社区(空间-区位-社会)类型、社区资源;从社区社会空间体系角度来讲,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平等、价值尊重为其构成因素。衡量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的效益为其生活空间质量,因此,解决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失衡的重点在于提高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水平及结构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重构机制及路径。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生活圈的重组机制——以昆山群益社区为例

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本文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社会学半结构化访谈法,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将乡村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三圈重组过程演绎出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之间的调适关系及人的城镇化的滞后性。② 居民生活圈重组与血缘、地缘和业缘变化存在紧密关联,其中业缘是代际间生活圈重组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快速城镇化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造成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通过对快速城镇化下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研究,为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研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研究框架内,认为其经历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特征和演化机制各不相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上海浦东新区郊区社区研究--以浦东川沙社区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上海浦东郊区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社区管理模式多样化。在充分分析探讨浦东新区郊区社区特点的基础上，对川沙的历史沿革、社区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等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川沙在社区建设目标、社区建设管理模式、社区现存撤资问题等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城市和乡村是连续统一体,乡村地域系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不断发生着转型与重构。探索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总结成功经验模式,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市郊区地处城乡交错带,相比农村腹地,乡村转型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以华明镇为例,详细阐述了以城镇化整理路径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华明镇乡村转型以“三整合”为标志,通过实施宅基地换房,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园区,改革集体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整合社区服务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了村庄“人-地-业”协调发展。但是,以城镇化整理为主导的乡村转型模式,会造成传统乡村聚落的消失,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与政策体系支撑,仅适应于非农化水平较高的乡村地区,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推进。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Beicun

The reform of global production mode and social system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factors accelerate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gam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Beicun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eicu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to rural community has been realized.(2) Accompanying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e land use type and structure of Beicun has diversif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use was complicated and gave rise to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land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 gradually forming a circular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commercial area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reas.(3)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The endogenous land transferring mechanism and exogenous urban capital join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rket power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4)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the functional replacemen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by village organizations. It cha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with the blood clan and geography oriented, and produced the occup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low-income groups.(5) The multi-differentiation of suburban rural space followed the game logic of capital and land interests. The rural community played a key medi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and the game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villagers, farmer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dustrial operators, and service owners.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价值感知——西宁市郊区案例研究

针对耕地非农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采用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西宁市郊区5个样本村190户农户进行了随机入户调查。根据城市开发进程、到市区距离和种植类型等条件,将调查样本村分为近郊城区化农村、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就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基本认知及耕地非农转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感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耕地征用后农户能理性感知和判别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并普遍认为失去耕地后生活费用增加、生活保障降低、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少;感知主要受耕地数量、区位条件、耕地开发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处于不同区位条件的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价值感知存在差异性,城区化农户已逐渐适应城市生活,近郊农户的非农转换经济和社会感知压力最大,远郊农民也感知经济和生活保障压力,但更希望能通过打工增加收入。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全球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制度改革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了城郊乡村空间分化,以空间生产和博弈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广州市城郊北村的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进行解析,以期丰富乡村空间分化和治理的理论。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村的发展经历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等3个阶段,业态结构从单一的农业逐渐转向为多元,兼有农业去中心化向农村社区化发展转变过程。② 伴随村域经济发展转型,北村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趋向多元分化,各类用地空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呈现出商住混合和工商混合的用地新特征,空间上逐渐形成“公共服务设施—传统居住区和现代居住区—商业区—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圈层式布局模式。③ 乡村物质空间的多元分化动力主要源于新产业介入和主导产业的更替转变。内生的土地流转方式和外生的城市资本共同推动乡村工业化进程,市场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向服务业转型。④ 乡村工业化驱动了村社组织对历史建筑功能的置换,改变了乡村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组成的业缘关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多元化。⑤ 城郊乡村空间多元分化遵循着资本和土地利益博弈逻辑。本地村民、代耕农民、经济合作社、工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等行为主体对空间进行争夺和利益博弈,村社组织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