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以上海为例,基于连续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数据,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上海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2)基于Tobit模型分析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3)分国别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受制于到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时空演化

城市网络演化是城市-区域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链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总部呈高度集聚分布，总部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港深广之间高强度联系构筑一条联通廊道，香港、深圳的双核心地位凸显。城市网络单向流动特征明显，除香港为输出型城市，其他城市均为输入型，流入-流出不对称性逐渐减弱。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联系由地理邻近的片区化组团向跨片区融合发展转变。整体城市网络呈现高密度、去中心化趋势，并由形式多中心向功能多中心转变，进入离心化的功能多中心发展阶段。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区域视角下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迁址研究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时空演化——基于企业组织关系视角

城市网络演化是城市-区域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链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总部呈高度集聚分布,总部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港深广之间高强度联系构筑一条联通廊道,香港、深圳的双核心地位凸显。城市网络单向流动特征明显,除香港为输出型城市,其他城市均为输入型,流入-流出不对称性逐渐减弱。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联系由地理邻近的片区化组团向跨片区融合发展转变。整体城市网络呈现高密度、去中心化趋势,并由形式多中心向功能多中心转变,进入离心化的功能多中心发展阶段。     

东莞市金融服务业分散化空间格局——企业金融服务消费行为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手段获取反映企业金融服务消费行为的数据资料,结合社会经济统计 (1990~2003 )和基本单位普查 (2001 )数据,实证分析了东莞市第二产业分散化空间格局前提下,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多点"金融服务消费行为、成功港资企业"两点"金融服务消费行为以及镇区工业集团总公司"园区型"金融服务消费行为,探讨了东莞金融服务业"无强中心,分散化"空间格局形成的机制。     

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格局的演变

企业海外上市的地点选择是金融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其中新加坡是最重要的海外上市地点之一,但是近几年其吸引力有所下降。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时间、空间以及行业结构变化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加坡成为我国企业海外上市重要目的地以及近期地位下降的原因。凭借与中国在地理、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邻近性及产业上的相似性、较为宽松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积极的市场营销、来自新加坡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推动以及地方企业集群的模仿领袖效应,新加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重要目的地之一。2007年以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资本市场低迷、全球各大交易所间竞争加剧和中国概念股在新加坡金融市场融资不畅等原因造成。结论部分指出,新加坡原有的吸引中国企业前去上市的优势已逐步丧失,企业应理性对待上市。此外,海外上市对全球金融地理格局有深远影响,值得更多国内地理学者进行研究。     

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及其区域差异

中国500强是中国优秀企业的集中体现,决定了中国未来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2009~2014年“中国500强”数据,从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角度分别对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继而探讨中国各省市的行业结构及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9~2014年,制造业的上榜企业数量与营业收入占比均保持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13类行业中仍占主导,是当前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行业;金融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是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500强的地理集中度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以及香港地区是中国500强企业及其营业收入的主要集聚区域;③ 中国各省市行业结构的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行业结构多元化、简单化与单一化并存,呈阶梯状分布;制造业占主导,但各省市制造业所占份额差距大;服务业趋于向东部省市集中;产业结构效益的区域差异显著。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WIPO专利分析

近年来,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海外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中资跨国公司的海外R&D中心区位与空间组织结构,以及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案例,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与企业访谈资料,分析了华为研发国际化的途径和成效。研究发现：华为通过在全球卓越中心建立海外R&D中心以及与国际一流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跨境合作获得领先的研发资源,并通过总部协调实现知识由海外卓越中心向中国的流动。这种主动技术获取途径既保障华为获得全球领先的技术资源,又保障了知识商业化的成果归华为所有,是华为成长为全球领先企业的主要途径。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

利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西部上市公司总部–境外子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规模分析法探索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呈现出最大联系极化、联系广度分散化的特征,形成了以成都-香港、重庆-香港、成都-珀斯、西安-香港、成都-新加坡城市对为主要联系路径的层级网络结构。② 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呈现出多中心结构特征,出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技术创新指向、工业基础指向、资源指向和对外开放指向;入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门户指向、技术创新指向、金融中心指向和战略政策指向。③ 网络结构的演变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中首位城市的中心性逐渐增强,且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均经历了相对均衡–相对集中–集中的发展过程。④ 所有权优势是上市公司跨境投资的基本前提,结合区位优势共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内部化优势起到巩固东道国与母国联系强度的作用,三大优势随时间的变化,影响了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基于A股上市医药公司网络

基于特定行业的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网络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理解产业格局和城市功能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医药企业总部和子公司区位信息,研究中国医药行业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医药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经济区,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②中国医药企业的城市网络大致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及武汉为中心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强度差异显著,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和邻近扩散形成,表现在发达城市之间及距离相近者联系较强;③发达城市在网络中普遍具有较高的权力和影响力,部分药材资源丰富的中小城市也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④中国医药行业仍处于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在该行业拥有较强国际联系的城市有杭州、深圳、昆明、天津等;⑤医药产业不同行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在各个网络中都发挥重要节点的连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