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售背景下连锁店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关联特征

零售活动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上海市内环地区的星巴克、COSTA和瑞幸咖啡三家咖啡连锁公司的门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零售模式下的咖啡门店,其空间分布均大致表现出靠近消费市场的空间导向特征;2）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集聚程度最强,瑞幸咖啡门店空间集聚程度最弱;3）利用一种新的多元空间统计方法计算后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零售星巴克和COSTA的门店,还是星巴克与新零售瑞幸咖啡的门店,均呈现显著相互吸引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其形成机制存在差异;4）星巴克与COSTA常常成对出现在商圈或商务区中心位置,而后进入市场的瑞幸咖啡门店常常位于“非中心”位置。新零售模式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重构交易基础逻辑,改变传统零售依赖门店的成本结构模型;同时,新零售模式高度重视用户线上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体区位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特别是商业区规划时,应重视新零售模式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重视互联网与大数据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挖掘传统弱区位地区或地段的发展可能性,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空间还是无限场景:新零售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渗透,新零售这一城市新兴商业业态的发展对区位产生了差异化的选择。论文以星巴克和瑞幸咖啡为例,采用空间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比较上海传统零售与新零售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同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两者在区位选择因素上的差异。结果显示:①瑞幸和星巴克门店的空间布局在市域尺度上均具有明显的中心指向,但也存在差异。作为新零售的代表,瑞幸在城市各圈层的分布更为均质,不如传统零售星巴克强调城市中心区位。②传统零售与新零售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布局特征,全局而言,瑞幸的聚集程度高于星巴克。而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传统零售呈现单中心集聚特征,新零售则呈现多中心分散特征,远不如传统零售聚集。③新零售与传统零售的选址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传统零售星巴克与商场密度有高度显著的相关性,具有商业中心偏好,而影响瑞幸咖啡选址最重要的因素是写字楼密度,且商场租金对其呈负向影响,新零售瑞幸咖啡对商务办公区域的偏好超过商业中心。     

场景理论下怀旧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感知研究——以“长沙超级文和友”为例

随地理学“文化转向”“情感转向”的推进,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消费空间中的消费者情感、认同、价值和意义表征等议题。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和场景理论,以超级文和友怀旧消费空间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经营者的建构策略和消费者的空间感知。研究表明：(1)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经营者力图构建“老长沙”室内布景,围绕场景三要素“地点、文化形式、人”塑造差异化建筑与空间。消费大众具有怀旧心理,在超级文和友内通过消费活动来实现身份证明和自我建构,其消费侧重于关注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符号价值。(2)超级文和友构筑的传统街巷景象吸引巨大的流量,彰显了个体对于城市化过程中部分空间更新与置换的“反抗”以及对以往生活方式与消费场所的怀旧之情。(3)超级文和友布置的怀旧场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空间的原真性,以单一的新型消费方式取代了过去传统街巷中原本多元的社区生活方式,导致该消费空间有可能沦为只是具有部分地方性特征的商品。     

城市消费空间“家”的想象与情感建构

在以符号和审美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消费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建构日益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延循“家”的地理学理论脉络,以广州宜家家居为案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同主体对宜家空间“家”的建构、表征、想象与实践。研究发现：①经营者采用了空间技术、景观塑造和话语表征等策略植入“家”文化元素,将宜家建构为一个“舒适、安全、亲密和具有凝聚性”的“家”空间。②消费者则通过购物消费、具身展演、日常生活实践解读空间的特殊意涵,将宜家建构为良好的情感治疗空间和社交场所,从而实现了对宜家的情感认同。③宜家消费空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践共谋的另类“家”空间。其含义远远超越纯粹的消费场所,不仅实现了消费者对“家”的渴望及其“失家”体验的在场弥补,并且打破了家空间与公共空间、私密与公开的界限,模糊和消解了“家”的边界,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家”的概念和意涵。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移动性地理学视角下时空间行为研究创新

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移动性地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本文梳理了移动性地理学视角下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创新与方向。研究发现：(1)移动性地理学从“基于地方”转向“基于人”的视角,研究不可分割的个体在连续时空间中的行为及其与时空间的互动,避免了因忽视了地理情境不确定性问题和邻里效应平均化问题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2)致力于捕捉个体复杂变化的移动性特征和暴露的“真实”的地理情境。地理情境的测度方法不断丰富发展,从基于地理空间数据的估算到基于移动设备实时的精准度量、从对地理情境的客观测度到个体对地理情境的主观感知,以深入研究移动性下行为与时空间互动的内在机理。(3)移动性地理学创新了环境暴露与健康研究、社会空间隔离研究、城市安全研究等方向。中国城市移动性大大增强的现实既挑战了传统的研究范式,也为创新方法论创造机遇。中国行为学派要坚持移动性导向,大力创新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和实证研究。     

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和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的迅速发展相一致,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主要在21世纪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景观、地域文化、文化现象的传播与扩散等中国文化地理学各基础领域。最近,有关空间的文化研究,如空间的符号与表征、地方与认同、空间的生产,以及对城市的聚焦、与社会、经济的交叉等成为新的研究趋向,呈现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的应用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如旅游研究与规划、城市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研究与规划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景观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特色,是未来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     

超越地理学二元性: 混合地理学的思考

20世纪的地理学经历了“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分裂,对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本文从历史角度探究“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分裂的原因,提出保持地理学观点的多样性、促进不同领域的沟通是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实现“空间-分析”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沟通的方式方面,地理学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可以在不同领域中混合使用,从而实现对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隔阂的超越。本文阐释了“混合性”的理念在超越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中所具备的潜质,并简要总结了混合地理学已有的研究实践,对以“混合性”为基础、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进行了展望。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广州沙面空间的生产与重构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广州沙面岛为案例地,分析了沙面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1）沙面的空间实践根植于空间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同时空间实践受到大环境下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影响,与表征空间相互作用;2）沙面的权力阶层规划下的空间表征不仅以沙面历史以及阶段性的物质空间为基础,还以权力阶层的自身利益和文化认同为出发点,设计出属于各自的独特的社会空间;3）沙面的表征空间多表现为认同和反抗,不仅体现沙面空间内民众的自身利益和文化认同,同时也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城市空间转向”与新城市地理研究

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地理学的复式转向的推动下,“城市空间转向”已成为事实,城市地理研究不仅需要对物质空间进行研究,更要对人文空间及文化空间等进行研究,其研究的视点是城市空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融合,顺应这种转变,开展新城市地理研究就成为必然。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广州河涌的自然社会构建与城市记忆

基于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数据,本文采用NVivo分析方法对广州河涌案例展开分析,讨论了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自然资源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人的实践与社会系统彼此渗透、共同演化。具体来讲,以广州河涌为例,本文指出河涌的社会建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职能和物质形态的演变,反映了物质的利用方式及其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城市居民与河涌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河涌是地方文化的物质承载者,也是维系地方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最后,河涌是城市居民产生记忆及其身体实践的重要物质场域,通过此类物理的沉淀,城市记忆才得以传承和保存下去。研究立足于物质地理学视角,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社会建构过程,重新审视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进而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处理方式,从实证角度回应了文化地理学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再回到“重返物质主义”这个轮回对“物质”和“文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审视。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讨论了城市居民与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为营造健康城市以及为城市再生产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体”“情感”视角的引入,饮食文化的空间问题开始引发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借助身份建构过程模型理论（identity process theory, IPT）,依托对38位广州本地人的深度访谈,阐释外来饮食文化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外来饮食文化的涌入引发了老一辈广州人多重的身份危机感,激发他们投身于地方传统饮食文化复兴实践,以对传统的忠诚和坚守来建构其地方身份。而自幼就被外来及本土饮食文化共同包围的年轻人则善于在不同情境下采纳不同文化态度和策略来建构其地方身份,缓解身份危机。该代际差异折射出饮食文化空间政治结构的轮回,而恰恰是这一空间政治的轮回孕育了地方饮食文化的继替。     

Advancing Human Geography at the Commencement du Siècle*

Human geography today exhibits unprecedented vitality and diversity. This survey first charts some major line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in light of the ascendancy of critic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including feminism, the cultural turn, consumption, urban geography, and globalization. Next, it focuses on several “cutting‐edge” issues, such as race, postcolonialis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cyberspace. Finally, the article turns an eye toward the future, offering comments on the discipline's likely trajectories with regard to the blurring of traditional dualisms,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the lacunae of public policy and geographic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