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对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

基于新疆701份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调查样本数据,从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3个层面对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中的其他因素进行拓展,引入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对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社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汉语沟通能力、清真饮食等民族特质因素为负向影响,赞成女性外出务工呈正向影响;(2)风险意识因素(风险整体预期、是否担心被歧视、是否想到维权)削弱了外出务工意愿;(3)对城镇就业环境的总体认知、政策安全环境、就业条件的认识提升了外出务工意愿;(4)个人特征中年龄呈负向影响,男性的外出务工意愿强于女性,未婚的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更强。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模式的多样化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调查

利用2009年福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模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分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暂时不参加3种不同的选择．这种多样化的选择特征不仅受制于其个人和就业特征,同时还与其流动状态和流迁方向的多元分化密切相关,而且决定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集中体现了现有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缴费年限、缴费方式、缴费对象、缴费金额以及统筹层次等问题．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河南省农民工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流动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其微观基础是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基于河南省33个样本村1091位农民工田野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微观个体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区域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和务工地选择具有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特征,距离决定着社会网络密度和家务管理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工资水平的高低和就业机会的多少,二者成为决定农民工整体流动方向的基本因素.影响农民工务工地选择的显著因子为:务工者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年龄较小者、教育程度较低者、已婚者、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者、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者选择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较大,由于地形、交通状况因素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较大者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亦较大,反之亦然.家务管理是务工地选择的重要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框架的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

兼业型农户即将务农和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是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一种普遍社会形态,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潜在群体。为探索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中国中部的兼业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搜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农村吸引力和城市吸引力、社会网络关系分别作为内驱因素、外驱因素和调节因素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产生主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可为政府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和提供政策依据和实现路径。     

异地展览会推广对城市形象与旅游意愿的影响——以活力澳门推广周为例

游客旅游后的城市形象和重游意愿的研究较多，却忽视了在旅游前对城市形象和旅游意愿的研究，本文尝试建立旅游前的异地展览会推广对城市形象与旅游意愿影响的模型。以“活力澳门推广周-长沙站”为研究样本，采用以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收集到393份有效问卷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异地展览会对城市形象及旅游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前的城市形象对旅游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异地展览推广在城市形象与旅游意愿间存在着显著中介效应。因而，异地展览提供给人们对城市形象另一种了解认知的方式，成为影响人们旅游决策的因素之一，对城市形象和旅游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国内出境旅游市场研究综述

出境旅游是中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中国的出境旅游取得了巨大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出境旅游市场的研究已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以出境旅游的内涵为出发点,从出境旅游市场迅速发展的原因、市场特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国内自2000年以来的出境旅游市场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当前国内在出境旅游市场研究内容、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出境旅游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对我国7个建制镇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我国６省７个建制镇的实地调查研究,本文侧重于从就业结构变化、人口迁移、小城镇建设和资金来源、小城镇工业布局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实现城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基于层次熵分析法的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产业竞争力问题.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技术的运用,构建出包含旅游资源要素状况、旅游市场状况、相关产业状况、旅游企业状况、外部环境条件、政策保障与支持条件等6个基本因素和42个具体影响因子的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通过对四川省、浙江省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与研究,认为乡村旅游产业系统是一个多因素、层次性的复合系统,乡村旅游资源以外的多种因素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云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障碍及对策

针对云南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指出了云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着旅游业无烟工业,旅游业是抵投入,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旅游资源可永久利用等思想意识障碍,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低以及旅游者注重保护等行为障碍,缺乏统一规划引导和多头管理等管理体制上的障碍,还有生态环境障碍等,进而提出了要认真做好规划布局和分期分批地规范有序开发,提高公众认识水平,做好环境审计评价和管理工作,对旅游投资管理者进行资质审查与分     

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是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效益增长、环境改善和区域协调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渠道.基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并选择江苏省为案例,借助因子分析法、ESDA法,纵向维度探讨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演化状况,横向维度动态比较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差异,结果表明:2003-2015年江苏省13个辖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存在变化,其中,先升后降的有苏州、常州等六市,先降后升的有南京、无锡等五市,持续下降的有宿迁和泰州;依据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将13个辖市乡村旅游划分为领先发展、增长潜力、优势提升和滞后发展4种类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区域间变化相对稳定、区域内部差异明显小于区域间差异且沿主轴方向集聚、沿辅轴方向分散的特征;同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重心呈现先东北后西南的演化趋势.基于分析提出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今后发展建议.     

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者消费行为研究

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在中国迅猛发展。以福州周边乡村旅游地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借助EXCEL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乡村旅游者的认知与动机、购买决策、满意度等对乡村旅游者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出游动机凸显放松身心动机,住宿交通等配套设施和实际花费对旅游者的决策影响很大,最看重旅游地的方面是体验活动,旅游者消费行为存在不同群体的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活动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改善住宿交通等配套设施,提供特色餐饮并改善餐饮卫生条件,注重营销等措施以促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乡村旅游、贝叶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例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中国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它满足了城市居民渴望“回归自然”、享受“返璞归真”的追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标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开发乡村旅游的硬件条件具有很高的重合度,而根植于西双版纳村寨的贝叶文化是一种良好的乡村旅游资源。因此,在版纳村寨开发乡村旅游是一项很好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此举是促进西双版纳村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     

浅谈张家界乡村旅游的开发

目前,乡村旅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该文旨在探讨象张家界这样不具备区位优势的中小型专业化旅游城市,如何发展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并给出了一个参考思路,即依靠传统观光型旅游的带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对张家界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SWOT分析,提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宏观和微观建议。     

基于Choquet模糊积分方法的江苏省旅游产业安全评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安全日益受到关注。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从产业生存环境、产业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3个方面,32个因子构建旅游产业安全评价体系,运用Choquet模糊积分方法测算旅游产业安全度。研究显示2000~2020年江苏省旅游产业处于基本安全状态,安全水平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针对制约性因子提出构建旅游产业创新体系,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改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提高旅游企业利润率;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结构等对策。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