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21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格局与演化——高技术产品贸易视角

当前,技术主权化和科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迈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高技术产品贸易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动态刻画了新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领域及均势区变动过程：① 全球科技权力版图加速重构,科技权力重心系统性东移,由美国“一极独大”格局向“中美双核”驱动态势演化,双方在科技权力博弈上此消彼长,形成东西并立的格局;② 中国科技权力空间迅速由周边地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展,美国科技权力空间出现明显收缩,但仍居领导地位;③ 中美科技权力均势区向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欧洲成为双方科技权力的重要均势区,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则是双方博弈的焦点领域。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近五十年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

目前,以技术革命为引擎的全球化过程促使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多次阶段性转变,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国际化的助推下迅速崛起,使全球格局逐步向多极化发展。本文以份额变动规律为主要线索,在历史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总量、分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在区域、国家等多个空间尺度上进行动态比较分析,并对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进行归纳和整理,初步认为：第一,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在最近五十年间呈现从传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向“多极”世界演变,单中心集聚程度明显降低,区域间呈现优势分散化、差异缩小化的特点;第二,全球制造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与以经济总量度量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且前者幅度更加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球各区域服务业份额的分布变化特征及趋势与各国经济总量份额的变化较为相似,同样是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从不同区域来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受到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的推进,欧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步降低主要受到其服务业衰落的影响,北美地区在制造业占全球份额略有走低的情况下仍保持经济总量比重的基本稳定,这主要源于北美服务业持续稳定的强大实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安全时空格局演化过程

基于全球158个国家能源供给、传输、使用以及社会发展数据,从能源供给—传输安全、使用安全和社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并借助主、客观赋权方法,构建了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对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表现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整体格局呈现出恶化特征,危险型与较危险型国家数量之和呈现增长的态势。(2)从世界能源安全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来看,安全型和较安全型国家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安全型国家持续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地区,而较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在安全型国家的外围——欧洲中南部、南美洲和欧亚地区;一般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欧洲南部等地区,是影响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恶化的关键类型区;较危险型和危险型国家集中分布在亚洲、非洲、欧亚地区和中美洲,整体呈现"东进南拓"的空间演化特征。(3)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的形成机制由"一维主导型驱动"转变为"双维复合型驱动",影响区域能源安全水平的主要因素日益多元化。(4)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能源安全形势一直处于世界一般水平,且呈现出能源使用安全指数持续降低的态势,能源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经济权力视角下中美战略均势的地理透视

大国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展战略空间并与守成大国建立动态战略平衡的过程。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内生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外部潜在战略空间的有效部署和经济权力的争夺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中美经济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勾勒出2000-2014年中美经济权力博弈的空间过程;基于权力均势理论,构建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的互动图景,得出以下结论:(1)中美经济权力博弈在空间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形成东西并立的竞争式格局;(2)2014年,中美经济权力空间的边界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的分布存在高度耦合性,呈现"斜Y"字型的带状结构;(3)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的国家主要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中美的政策偏好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型国家在中美博弈中"两边下注",能源禀赋型国家强调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政经分化型国家的政治战略倾向美国而经济政策依附中国,战略通道型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左右逢源",边缘孤立型国家力求自保;(4)综合中美经济和军事的战略评估,中美战略均势区的大致地理范围为西太平洋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南亚沿海地区、中东和北非沿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东海岸地区。     

国际电影节视角下文化型世界城市的时空分布与网络特征

基于对15个A类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举办地、提名/获奖影片、评审团等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索国际电影节举办城市及参与国家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基于国际电影节视角的文化型世界城市地缘联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1)国际电影节总体分布呈现出从欧美核心国家向亚非拉外围地区不断扩散的空间格局，电影节举办城市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型全球城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文化产业特殊的价值属性以及电影节相关行动者的“去政治化”策略；(2)国际电影节提名和获奖影片的地理分布形成了以“欧洲-北美-东亚”为核心的多元化格局，反映出电影生产制作活动的去中心化趋势，而以评审团为代表的国际电影节权力结构则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文化权力资源，对全球电影产业的发展形成重要的导向作用；(3)国际电影节的地缘联系网络普遍表现出明显的“欧洲导向型”特征，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全球艺术电影领域的影响力，而不同电影节网络连接格局的差异则体现出电影节地理位置以及国家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等要素的影响。     

极化还是均衡:重塑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选择——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技术的进步、高速运输工具的诞生,传统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地域联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效应在降低;其次,地缘政治博弈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借助互联网,原来相对弱势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竞争逻辑;第四,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新因素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碳排放权等相对虚化的权利发展成为新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在上述驱动力的作用下,地缘政治学发展和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① 更加关注全球问题和从全人类视角研究问题,传统的主权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② 从对土地、能源矿产和海上战略通道等实体资源争夺,向信息权、碳排放权等相对虚拟的资源转变;③ 重视新的能源类型和新的地域空间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④ 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在研究内容上向所谓的“低政治”问题拓展,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趋势;⑤ 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多元;⑥ 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成为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也为地缘政治研究带来机遇。     

全球COVID-19疫苗开发流通与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     

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分析

对外援助是一国地缘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承载,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手段。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体现了大国崛起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责任的变迁过程。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发展地理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的部门特征、时代特征与区域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和部门分布与受援国需求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援助分配影响显著;中国对不同部门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了特定受援地区,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对外援助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偏移,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战略倾向的转变;中国对外援助遵循“南南合作”的援助理念,属于东亚援助模式;国内学者应加强发展地理学领域内对外援助相关问题的理论构建与认识论研究。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在肆虐全球。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大流行时期保持医药卫生健康领域正常流通的特需药品贸易是抗击疫情的关键。然而,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出口管制已经使得以往的全球药品贸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大流行期间被刻画的更加清晰。本文通过梳理2000—2018年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了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各国（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变动,特别是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发现：① 产业结构上,以疫苗产品为主的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正向以疫苗、含抗生素药品为主演化。两类药品出口都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则主要出口抗生素。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网络是一典型的“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网络核心由美国逐步转向西欧国家。网络社团逐步聚拢,中国逐步脱离美国社团,向以德国、比利时为代表的西欧社团靠拢,并且在网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进出口贸易格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形成欧洲主导、美国衰落、亚洲兴起的发展态势。④ 在抗病毒药品贸易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步加深,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较低。     

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及原因探析

经济全球化进入９０年人呈现出下的特点：各国交易额增加;投资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并购热潮;亚洲和拉美经济崛起;出现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地区化与全球化平行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其成因有：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发达国家采取了市场自由策略;电信技术的普及;跨国公司海外经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向型和地区化发展战略等。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