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理论,尝试性提出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剖析其周期性特征。并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距离、重心模型、时间同步性等分析方法,从结构、时间和空间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演变过程,推演出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的模式与规律,揭示其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①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结构总体呈凝聚型分布,内部为“两均两凝”型,重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移动表征,且空间内部同步性较好,但差异性特征较强;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经历了出现期点状→生成期核心-边缘→发展期双核两翼东西联动的周期性模式。③ 旅游地地理尺度上 “集聚力”、“路径依赖”和“旅游价值链”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演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电子商务背景下县域物流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纵深拓展,电子商务随之发展壮大,县域物流的空间结构也加速演进,研究基于空间联系视角,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了浙江省县域物流空间联系特征及其网络结构,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格局清晰,最大引力线核心区域结构较为稳定,边缘区的竞争演进仍在继续,而且空间联系格局层级性较为明显,浙北、浙东及浙中的网络复杂度稳步提升;② 物流空间联系势能的空间分布呈现从南到北逐渐集聚的趋势,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拟合度较高;③ 物流网络多中心性格局演化呈稳定均衡化发展,在电子商务发展影响下,逐渐形成以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义乌市、温州市辖区等为主导的四大县域物流圈。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     

基于高速公路流的江苏省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演化特征

高速交通网络是城市网络发育的重要指示器。以江苏省2004~2012年的高速公路流数据为支撑,辅以路网为背景,借助社区发现模型对其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 城市网络的演化由稀疏到稠密,但“南密北疏”的宏观格局与松散化的空间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② 不同年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可视为由多个“城市社区”组成,并凸显一体化效应、行政区效应、袭夺与被袭夺效应等区域效应;③ 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关联特征可分别概括为“一体化、多层次”“由均一到分化”和“破碎化、分散化”的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一个涵盖城镇化中早期、中期和中后期的“破碎化、分散化网络-逐步分化的多层级网络-多中心、多层级网络”三阶段的城市网络演化模型。     

基于镇域尺度的江苏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半变异函数等方法,分析江苏省人口分布的时空分异特征,并揭示其空间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人口分布呈现较大的空间差异,全省层面上呈现南北人口密度高于中部的“凹”字型结构,城乡层面上呈现街道人口密度高于乡镇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沿江地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研究期内江苏省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和集聚性呈增强之势,长江以北镇域的人口密度大多降低而以南普遍增加,苏锡常、南京、徐州三大都市圈的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提升,沿江地区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高密度人口连绵区;③ 空间关联作用是引起江苏省人口分布格局变化的空间机理,而政策、区位、经济与自然环境等因素是造成江苏人口格局变化的主要动力。     

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征物流业,引入SBM-Undesirable模型,考虑低碳约束下的物流效率,对中国（除港澳台和西藏）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基于格局-过程-机理框架系统揭示了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 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总体偏低,空间分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性分异态势。②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地方依赖性,效率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呈现由“大集中、小分散”向“条带状集聚”变化的特征,而低值区高度锁定于西北和西南半壁。③ 空间集聚性较弱,不断趋于收敛,高效率集聚区表现出“北扩西移”的演化趋势。④ 物流业高效率区与高产值区呈现显著的空间同配性。⑤ 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政府调控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则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提高物流业效率提供参考。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效率演化视角下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研究

基于效率演化视角与适应性分析范式,综合采用投入导向生产规模报酬可变的VRS模型,对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① 现状格局特征分析反映出吉林省松花江流域各县市尚处于规模扩张与总量增长阶段,仍有众多县市尚未达到最优规模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规模集聚仍是产业或经济发展的主流;② 时序演化特征分析反映出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生态化发展迟缓,产业规模扩张仍是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科学技术尚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③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较高的县市不断向流域中上游地区聚集,纯技术效率主要集中于中下游地区,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由于规模效率的增加,纯技术效率对其作用不明显;④ 区位条件、路径依赖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因素是影响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的重要因素。     

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分析及区位熵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特征,商业业态空间分化逐渐显现,不同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较大;② 零售商业网点规模容量呈现老城区小规模密集分布,外围开发区大规模离散分布特征,且商业网点的规模容量等级结构较为合理;③ 不同区块的零售行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区块表现出多行业、多功能复合特征,发展中区块单一功能特征较为明显;④ 商业业态演进及其内在特性选择、居民消费结构与行为因素影响、集聚经济效应驱动及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

以城中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为研究对象,分析原特区91个城中村占地规模、建设总量、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发现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空间形态演化一般规律,但受历史渊源和体制限制又表现出特殊性:原始规模不具区位差异;发展初期以土地有限蔓延为主,空间形态开始表现区位差异;快速发展期开发...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度解析——以深圳为例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犁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宅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卒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人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深圳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

选取深圳罗芳村、共乐村、清湖村分别作为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增长型）、半依托混居型（稳定型）、完全依托混居型（减少型）代表,对其社会融合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研究发现：① 整体而言,社会融合度由高至低分别为无依托缘聚型、半依托混居型、完全依托混居型聚居区。② 不同维度社会融合方面,无依托缘聚型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及心理融合维度上最高;半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及经济融合维度上较高;完全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维度上最低。③ 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在深家庭规模、在深居住时间和年龄。就不同维度而言,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职业技能、性别、社区支持度。④ 从不同类型聚居区的影响因素来看,无依托缘聚型主要受到婚姻、社区支持度、社区功能和年龄（负）的影响;半依托混居型主要受到职业技能、社区支持度和性别的影响;完全依托混居型则主要受到社区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规模、格局及社会融合

中国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就业质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疫情影响下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论文从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出发阐释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要求,基于人口普查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测度了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格局特征,总结了非正规就业者当前面临的社会融合难题,并提出发展思路和路径。结果发现：① 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密切,非正规就业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非正规就业模式,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合。② 经多源数据估算,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的33.2%~44.7%,就业人数达1.38亿~1.55亿,以隐性就业部分为主。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少的特征;在雇佣类型上以从事各类非正规工作的被雇型就业为主;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制造业等。③ 非正规就业者主要面临职业困境、户籍限制、公共服务差距、风险应对能力弱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改革,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流入地和流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