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

以中国4 153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总体呈凝聚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但两者成因差异显著。（2）伴随历史时期更替,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形态由“单主核,多次核”转为“多主核,单次核”;东部农业文化区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西部游牧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分布重心位于西南地区中部,汉族传统村落则以长江中游地区南部为分布重心。（3）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气候降水、河流水域是决定传统村落形成和延续的基础因素,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传统村落集聚发展的重要推手,现存传统村落总量规模和当地政府政策保护力度息息相关。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2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GIS和Geo Da技术手段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形成了平顶山市、信阳市境内两个高密度区;河南省传统村落整体呈现"中心多、四周少"的分布态势;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除了地形、海拔、交通发展程度等共性因素以外,河流、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独特性。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4种村落的考察

以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旅游重点村和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典型村落整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传统村落高密度区分布于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南-闽北、晋东南一带,核心区呈“品”字形格局;民族村寨高密度区位于湘桂黔交汇处,由西南向西北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旅游重点村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为双核心向西辐射到青甘、川滇一带;森林乡村则以北京以及浙江与安徽交界处为双核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3)影响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地形地貌、水文、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生态环境等。全国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能为全国典型村落的开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145个传统村落的相关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数据,运用格网化、耦合协调模型、重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和空间聚类方法,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及发展水平整体较均衡,两个重心均在汾河中游。(2)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状况全流域整体为拮抗和低耦合,协调状况近90%区域为失调,上游协调情况远低于全流域平均,中游出现低值区包围高值区与中值区的现象,呈现以河道为轴的复杂层级特征。(3)区域的总体经济能力、非农经济能力、政策倾斜程度和资源禀赋是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协调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4)协调发展视域下确定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一极、一带、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极”为平遥县示范区,“一带”为汾河西侧发展带,“五区”为城镇转型区、经济优先区、综合保护区、资源开发区和政策扶持区。     

基于图式语言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选取芋头村、皇都村、高上村及坪坦村4个典型侗族传统村落,以探究不同区域间图式语言的空间嵌套为目的,对侗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研究显示：① 不同侗族传统村落图式语汇类型多样,但互相之间存在共通性。通过对坪坦村进行图式语言空间嵌套,验证了侗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的有效性和普适性。② 侗族传统村落始终坚持“顺其自然,因地制宜”的基本理念有序发展,多呈现“水域空间–居住空间–连接空间–公共空间”的空间序列。③ 侗族传统村落整体上表现为以公共建筑为核心,周围建筑呈向心内聚式分布的特点。④ 侗族传统村落发展扩张中始终遵循本土性和秩序性的语法原则,空间要素的设计和布局多以传统风水观为指导。⑤ 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对于同类型村落的空间修复与更新具有积极作用,其语汇、句法及语法的空间普适性有利于实现传统村落景观风貌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流域视角下安徽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差异性研究

选取安徽省内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演化差异性并探究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差异明显。淮河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形成期—饱和期—平缓期”,传统村落以农耕生活方式平稳发展。长江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发展期—转变期—鼎盛期”,传统村落以经商生活方式迅速发展;(2)在空间维度,传统村落重心迁移路径均为由北向南,但空间格局特征差异性显著。淮河流域传统村落主要聚集在耕地密集的淮河北岸但聚集度较低,分布聚集度先减小后增加。长江流域传统村落显著聚集在长江南岸,分布聚集度持续增加;(3)两流域内传统村落均主要分布在低海拔、低坡度、邻水系及气候适宜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气温和降水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长江流域传统村落受高程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内现存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内传统村落。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对其进行有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立足于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辨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认知,进而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问题困境归类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提出以三生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② 以更新优化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为着力点,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包括物质空间更新：主导功能优化与三生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更新：隐性基因修复与显性基因修补;社会空间更新：关系网络织补与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多维度优化-多目标统筹”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与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传统村落具有丰富多元的价值,虽然政府与学界进行了大量保护与研究工作,但其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因此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传统村落的长期实地调研,本文提出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间协调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判断矩阵和德尔菲法确定子系统指标权重,并构建详细的数据收集、赋分与标准化方法。为了更好的评价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评估传统村落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类型评价体系。最后,通过测评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中山市10个岭南传统村落,检验该套指标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并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该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推进传统村落、耦合度、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范式,也可以广泛指导与应用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     

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

本文利用2000年截面数据,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和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沿海省区的城镇化水平受到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既有明显受到转型期要素流动影响的省份如广东省;也有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推动城镇化的区域如沪苏和浙江省;还有表现为典型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的省份如山东省等。省区间差异化的城镇化影响因素表明,我国沿海省区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和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结构。     

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研究*

引入“意象”(image)的概念,借助从感觉形式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方法,对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多维空间立体图象作了初步研究。文章把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基本意象概括为:①山水意象,②生态意象,③宗族意象,④趋吉意象等四个方面;并对不同地域古村落景观意象的差异作了比较。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基于1982-2008年省区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 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