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后,党中央更进一步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化"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五化"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但"五化"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化"之间、区域之间难以协调等诸多难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内在机理与定量分析

基于城市-区域系统模型,从"三化"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了"三化"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社会工程系统模式。结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国家战略要求,分析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通过整体协调评价、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三者对比模式、城乡协调度3个方面对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空间不足。②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比重。③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1~2004年间与河南省的城乡协调发展差距较大,到2005年之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才持续平稳上升。     

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实证分析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1991-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了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数,三条发展指数曲线相互交错,趋势基本相同,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在不断进步。但从三者对比来看,三化之间不同步现象明显,出现脱节现象。进而对其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三化"在时间上并非同步而生,工业化的进步会滞后一期引起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工业化对"三化"的拉动作用在短期内立即体现,长期内需要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为"三化"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但是需要滞后三期才会体现。据此提出"三化"统筹的基本思路是"用农业化范式发展工业化","用工业化范式发展农业现代化","用工农业融合集聚发展城镇化"。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协调定量评价的进展与反思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是社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撑。“五化”协调定量评价是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关于“五化”协调发展定量研究发现：①“五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解读不一,评价时往往选择单指标,与综合指标差异很大。②权重计算以熵权法为主,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评价方法较少,主客观评价结合更少。③协调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主,其次为关系拟合与趋势预测法、DEA动态效率+HR模型、同步度模型等,并出现了系统性研究方法以及多种方法的交叉,研究方法的层次不断提高。④空间分析方法以空间分类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为主,空间重心转移轨迹、空间格局的动态演进、空间趋势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出现。⑤时空分异的机理分析主要以影响因子解读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考虑空间因素的回归模型开始出现。但“化”的过程性、阶段性分析不足,“化”与“化”协调发展的转折点及转型机制分析不足。根据研究进展的评析,从研究范式、指标选择与权重计算、研究方法、空间分析技术、时空分异的机理解释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加强“五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评价维度分析、加强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设置的合理性研究、采用多元的“五化”协调度评价方法、加强空间分析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定量解释与定性解释的结合等建议。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探析

从新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才能保证农村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村人口非农化与中国城镇化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8年的45%左右.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1.5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已转化为城镇的暂住人口,这是我国城市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推动我国有特色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乡统筹与城镇化的策略等方面探索农村人口非农化与我国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并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探析

从新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才能保证农村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子诊断

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方面构建“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利用ESDA和GIS技术,揭示2000—2012年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找出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提升潜力大;在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集聚分布,热点区沿浙赣线和京九线（江西段）北段成带状集聚,冷点区主要向赣东南地区集聚,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冷点区逐渐消失;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表现为地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个方面,地均工业增加值历来是主要的障碍因子。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垦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中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参鉴模式之一。以黑龙江垦区为例,分两个层次深入分析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及与其他农区城镇化的差异。按照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进行划分,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1947-1978 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1979-至今自下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新阶段。从动力因子视角对垦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9-2010 年间影响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依次是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与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相比,黑龙江垦区远离大都市区,城镇化动力表现为典型的“内生性增长”,其发展模式可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村镇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但垦区的城镇化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先天不足,应加强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规划农垦小城镇,实现垦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

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既是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 文化和科研价值。随着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由局部点状斑块向区域性文脉整体保护认识的转变,相关研究日益受 到国内外更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概念与内涵阐释入手,对近20 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进行了总结,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的特征、景观的变化、景观的保护三大方面,其中,在现 代经济的冲击下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的变化及相应的保护调控措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学者们运用历史学、地理 学、建筑学、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多学科参与研究的良好局面,但是在研究的内容和深度方面还有待于 进一步深入。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

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主题,也是地理学乡村系统研究的主要前沿课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简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深度探究人地系统耦合、城乡发展融合、村镇功能契合重大理论与科学途径,成为现代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周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眼于发挥地理学优势和特色,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科技需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初步思考和建议。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演化及展望

以地理学主要中文期刊近40年来刊发的有关乡村研究的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分析及文献归纳方法,对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主要热点进行识别和阶段性划分,并梳理其主要热点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伴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工业和21世纪初以乡村旅游业兴起的乡村两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乡村发展和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不断调整,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演化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1978-2000年,主要聚焦于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乡村聚落、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等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和战略性贡献。②2000-2008年,开始转向以乡村旅游、农村居民点、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空心村等研究热点话题,中国乡村地理学发展改变了“重城轻乡”的学科格局,逐渐走向繁荣。③2008年至今,研究热点转向多元化,涉及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性、空间重构、乡村社区、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逐渐接轨于国际乡村地理学。未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应以建设乡村地理学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核心目标,服务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积极关注乡村发展、转型、分化、重构与治理等核心话题,深化乡村多元空间价值理论研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中国地理学中的甘南研究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领域,开展区域研究需要选择既具全球意义又具区域特色,且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区域。作为“第三极”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高原不仅是典型的地理过渡区与生态脆弱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与深度贫困区,因而成为中国地理学开展区域研究的最佳实验区之一。在阐述甘南高原地理学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从陆地地表过程与机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机制、农户生计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城镇化与乡村聚落、旅游发展等领域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中的甘南研究现状,提出新时期应以更综合的多维视角开展甘南研究,重点关注甘南高原地表格局-过程集成研究、人地耦合系统演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可持续生计、新型城镇化、乡村发展等关键问题。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