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农村土地对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

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有序落户城镇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中国四大经济分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持有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土地持有方面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在农村承包地方面,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在农村宅基地方面,其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和东北低。此外,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的土地资源分布呈现部分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农村承包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粤—琼地区,高-高集聚区零星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村宅基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反映地区土地政策、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持有的空间集聚特征的影响。2）拥有农村土地对不同流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承包地规模变化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方式也有不同。拥有较大规模农村承包地对东北地区流出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最强,东部次之,再次为中部,西部最弱。...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江西省耕地转移驱动机理

构建涵盖农业生产、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和耕地向林/草地转移的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驱动机理模型,采用分段估计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测度了人口、社会、经济、区位和自然因素等驱动土地用途转移的机理。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是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因素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各种驱动力以各种方式组合来增强或者减弱其对区域土地用途转移的作用效果。其中,农业人口规模及生产投入要素是影响江西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平原面积比例及土地管理政策是江西省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过程的重要解释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地形坡度、粮食产量及非农产业是江西省耕地向林/草地转移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解释了江西省在众多驱动力作用下土地用途转移规律。     

农村人口非农化与中国城镇化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8年的45%左右.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1.5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已转化为城镇的暂住人口,这是我国城市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推动我国有特色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乡统筹与城镇化的策略等方面探索农村人口非农化与我国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并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基于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市民化压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导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采用人口总量指标研究中国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及二者比例关系的分布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整体依然呈现“东多西少”格局,且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的分布主要表现为沿交通线、经济带集聚的格局,且常住人口分布的经济指向性更强;人口迁移格局较为清晰,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区,而中部地区多为人口外流区;人口迁移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热点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热点区域集中在泛珠三角区域及长三角核心区。基于人均GDP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将研究单元分为四类,对各个类型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市民化压力、发展状况及三者关系进行探讨,为后续城镇化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通过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提出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算方法。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与县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2)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沿海、沿江、北部沿边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在沿海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极化格局,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3)中国三分之二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半城镇化水平较高,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障碍及对策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重庆市常住人口数和城镇化率呈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地域和城乡的不平衡,在人口结构上存在一定不合理,导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流动方向集中在大都市等,将长期影响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这些障碍的主要原因来自地形地貌自然特征、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累计的人口基数和落后的教育水平,以及制造业布局不合理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深入改革进程中,要创新户籍制度,逐渐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善劳动力资源管理,抵消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有计划转移农业人口,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县域建制镇数据,研究了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② 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③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常住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且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④ 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水资源约束下的内陆河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协调发展是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普遍现象。目前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但同时面临着严重的"三农"问题。内陆河流的劳动力转移除了受经济条件、体制条件的制约外,还深受水资源条件的约束。通过对水资源自然赋存格局和变化状态,时空分布与利用关系的分析,透视资源性缺水与结构性缺水,证明水资源条件的约束性持续存在并有加重的趋势。在保证生态环境良性运行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分析计算水资源对人口和经济的承载力,结果表明,人口处于超载状态。因此以同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缓解水资源压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主线,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三个层次具体探讨了水资源约束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规模。通过上述劳动力三个层次的转移分析,基本上能够把水资源承载力条件下超载的人口转移出去。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探析

从新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才能保证农村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中的农业结构调整思考

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80％，而实现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对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增长的结构变动效益，树立大农业观念，延长农业产业链，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经营权的集中规模种植，达到实现农业结构调整生态化和产业一体化目标。西部地区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如何将自身的发展环境劣势转变为优势，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模式的构想。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次关系与决定机制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2)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3)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探析

从新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才能保证农村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晋陕蒙接壤区人口发展与劳动力资源转移的分析

晋陕蒙接壤区是我国资源重点开发区之一，随着区内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区内人口将聚增，劳动力资源将不断转移。人们发展和劳动力资源转移是研究该地区资源开发和环境整重大课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晋陕蒙接壤区人口和劳动力的历史发展，转移规模及转移类型。     

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淮海地区城乡常住人口格局模拟

以黄淮海传统农区为研究区,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人口统计资料,基于城乡人口活动状态及其空间特征,构建城乡常住人口空间化模型,模拟区域城乡常住人口分布,探究城乡人口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的人口空间化模型,拟合优度为0. 80,精度检验平均误差为15. 6%,模拟精度高,适用性较好;模拟结果能够直观反映黄淮海地区人口集疏特征及县域城乡常住人口分布差异特征,真实展现局地微观尺度城乡常住人口实际分布状况;黄淮海地区城乡常住人口在空间上呈现"总体差异显著、局地内部均衡"的特征,区域尺度上城市地区集聚显著,局地尺度上县域和乡镇内部人口分布相对均衡。模拟结果可为区域城镇村空间布局优化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参考。     

城镇化进程中平原农区县域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豫东平原柘城县为例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2)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3)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4)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     

关于重点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思考——以河南省为例

论述了主体功能区划在国土空间布局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意义,认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向中部地区转移是一次全局性的战略抉择.着重阐明了重点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即:通过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聚集,培育促进全国经济长期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增长区域,提出了推进形成重点开发区域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及人口管理政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转型区划研究

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转型区划研究,是科学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对农业综合开发提出的“坚持可持续、提升竞争力”要求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已有农业区划的单一目标和单一类型划分问题,以宁夏为例,基于农业相关的耕地、气候、水、地形、地貌、项目布局、生态规划等空间数据,采用地理学综合区划的方法,提出了动态与静态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农业与生态结合的13项多维指标体系,提出了合理且可操作的技术流程,科学划分了包含过渡类型的一级区划（7大类型：重点开发区、“重点+限制”开发区、保护性开发区、“保护+限制”开发区、“限制+重点”开发区、“限制+保护”开发区和限制性开发区）和二级区划（24个亚类）,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本文是国家财政部明确提出农业综合开发要科学划分重点开发区、保护性开发区和限制性开发区之后,首次实现在省（区）级以乡（镇）为单位的科学划分,可为今后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转型项目的科学布局和精准投入提供重要依据,为宁夏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转型工作的具体落地实施提供科学保障,同时也可为其他省份或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转型区划工作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