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是旅游流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论文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携程旅行网上的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线路相关数据,构建城市群旅游流网络,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节点结构特征、网络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特征、结构洞等方面揭示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主要结论有：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结构具有层级性和位序—规模特征;各凝聚子群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但各子群之间的互动较少;核心区均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涓滴效应”有限;北京、厦门、青岛、广州、中山、杭州等城市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结构洞优势较为明显。大数据视角下的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的揭示,对于深入认知“流空间”的内涵以及优化城市旅游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动态仿真与评价

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以及不同城市对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等因素,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2005~2020年旅游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5年,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2020年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青岛、济南、烟台、日照、威海、东营、淄博、潍坊;与单体城市相比,城市群地域单元整体的旅游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群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整合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安徽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分析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与主体依托,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安徽省旅游景区发展已具规模,通过分析安徽旅游资源分布整体特征以及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的关系,运用多种分析技术,从数量、等级、效益等3个方面探讨安徽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差异。得出以下结论:旅游景区在数量上,集群特征明显,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级上南高北低,效益上南好北差。     

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研究

从旅游经济联系视角提出城市群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1—2019年北部湾新兴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加深,2019年联系总量是2011年的37.42倍,旅游经济联系结构由松散发展为多核心网络结构。2）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翻了6.01倍,网络结构从松散联系型转变为较紧密联系型,旅游经济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边缘区内部的旅游经济联系仍较弱。3）城市群中心性由严重两极化及城市间发展地位悬殊,演化为较均衡发展态势;从以南宁为单一中心,演化为“3中心-7节点-5边缘”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南宁、湛江和海口是北部湾重要的旅游中心和增长极。4）北部湾城市群历经雏形期进入成长期,目前尚未成为成熟期城市群,研究提出“政府推动+交通联动+产业互动”的北部湾城市群优化发展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     

旅游边缘城市网络嵌入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将新社会经济学的网络嵌入性研究和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相结合,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城市间不同维度的关系进行指标分解和量化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边缘城市,测度网络嵌入性,从人力资源、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禀赋、信息化程度、旅行社接待能力、酒店餐饮业接待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7个方面探究影响因子作用的空间差异,对山东省旅游边缘城市的网络嵌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协同水平较低,冷热点城市分化现象显著,部分城市处于明显的边缘化地位;地理性边缘与功能性边缘并存,以地理性边缘为主;各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别,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视角提出改善公共交通网络、提高产业互补、促进人才流动、培育次级中心城市和凝聚子群等方式提高网络嵌入性的发展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实证研究

利用长株潭城市群近10年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宏观分析了该区域耕地动态变化的趋势,并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显著,耕地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得出社会发展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因素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是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变化的四大类主要驱动因素;总体上,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该区域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研究——以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为例

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休闲功能卓有成效的开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的科学举措。在探索性构建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ESDA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环境健康与适宜性状况。研究表明：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在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均呈现较大差异,以产业经济环境为主导的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② 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趋势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③ 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可被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最后,提出各类型发展方向及策略,以期为沿海及中国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引。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基于模糊物元的中国城市群物流能力研究

通过构造基于面板数据的模糊物元模型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物流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整体物流能力总体呈上升态势,并经历了2次高速增长期;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十大城市群物流能力除在个别年份回落外,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发展基本同步;从空间上来看,中西部与东部城市群相比物流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区域差异明显,发展水平及速度均不及东部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基于细分行业的中国城市群金融网络演化

基于微观层面的金融企业空间组织关系数据进行宏观层面的金融业空间格局研究是近年来金融地理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基于银行、保险及证券三个主流金融行业在1995年、2005年与2015年3个年份的企业网络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相互作用3个层次,对各细分行业下的城市群金融网络演化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银行与保险业视角下,总部企业分布较为集中,且大多中西部城市群内部金融网络较为稀疏,证券业视角下的总部企业分布最为分散,但更替较为频繁。② 银行与保险业视角下的城市群间高层级金融联系较多,证券业视角下则更多为低层级联系,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共同的核心网络节点外,银行业其他核心节点集中在沿海地区,保险业则集中在中西部,证券业则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均衡性。③ 三行业视角下的城市群发展差异大小及变动趋势不同,证券业视角下的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差异最大,而总部经济发展差异则最小。④ 各行业地理集中度、市场集中度及影响各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的不同,是导致不同行业视角下城市群金融网络演化格局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高铁影响下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态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城市群为例,选取2009—2018年各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高铁建设对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空间关联形态方面,通过高铁建设,各城市群内所辖城市的节点中心度均有所提升、城市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但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排名位序变化趋势各异,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城市群空间关联位序结构。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高铁建设促进了珠三角、辽中南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其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依次减弱,各城市群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程度越高,越能够获得更大的高铁建设正效能。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支撑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抓手。论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整体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呈“品字形”的分布格局;② 基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功能类型划分的各类创新平台均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但集聚强度和集聚状态存在一定差异;③ 创新平台总体和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空间集聚存在尺度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空间集聚趋势先增强后减弱;④ 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实力、信息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创新氛围。     

群内和跨群双视角下成渝城市群合作创新网络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合作专利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群内和跨群双视角出发,对成渝城市群内以及跨城市群专利合作网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合作专利总量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合作创新“中部塌陷区”较为明显。(2)群内已经形成以成都、重庆为核心,以绵阳、宜宾为次核心的非均衡合作创新网络,创新联系主要集中在成都和重庆,双核独大现象突出,次级城市数量较少;网络小世界性质较为明显,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但网络密度较小,发育仍不完善。(3)跨群专利合作路径主要分为东北、东南和东部3个方向,现已形成以成渝城市群为顶点,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为主要合作对象的放射状合作创新网络;网络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显著,但网络密度不断减小,跨群专利合作网络整体特性明显弱于群内专利合作网络。     

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的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分析

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联系及各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关联,多以企业总分机构关系型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尚较少涉及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认知。本文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中的311家金融与专业性服务企业数据,分析中国19个城市群及41个主要城市间城市网络联系,借助企业在属地城市群层面的跨尺度空间表达,依据关系地理将城市群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运用网络分析与互锁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城市群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城市网络联系。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城市群整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分布特征一致。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等13个城市群为非核心层级空间组织,是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依赖于金融及专业性服务要素高效优化配置,城市群对外联系范围决定了该城市群对各类服务要素流的控制与配置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地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主导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投资、保险、会计和律师事务形成的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城市群以绝对优势主导证券企业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共同主导着广告代理、管理咨询企业间的城市网络联系。本文尝试以城市群关系邻近性认知企业行动与城市群间的跨尺度空间联系互馈机理,认为城市群间水平联系对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具有重要作用,为国家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俱乐部趋同研究

在对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其时空演化趋势及机理。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南部城市旅游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和北部城市。(2)各项旅游效率水平转移在空间因素作用下往往受到周边城市旅游效率的影响。考虑空间作用后,各项旅游效率维持原有稳定格局概率均明显增加,“俱乐部趋同”现象更为显著。(3)旅游效率时空演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俱乐部趋同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象。(4)对外开放水平、交通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宏观调控是各市旅游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城市应制定不同的旅游发展措施,推动旅游产业进步和技术革新,促进旅游效率的高效发展。